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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为后人流传下来这个出自曹雪芹手的《红楼梦》版本。“立松轩本”传播的起点在京郊盘山，“畸笏叟本”传播的起点在浙江杭州，他们都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的。民间流传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最有生命力，二是史料上很少记载，三是最容易形成“百纳本”。今本《红楼梦》各版本，几乎都是“百纳本”，在程高本印刷前，很少见到流传的记载，但各种版本居然流传下来十几本之多，这些都体现了民间流传的特征。
第四节 山子野
《红楼梦》描写的几百个人物中，名字最奇怪的大概要属“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 “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 “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 “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 “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 “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 “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5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是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昇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昇的家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出生于清顺治二（乙酉，1645）年，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此类例证在施绍莘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朋友参阅。施绍莘的《解三醒》写道：“忘不得香沾片脑，忘不得汗渍鲛绡。忘不得破瓜年纪身材小，忘不得媛客娥眉韵味高。忘不得莲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逢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施绍莘在《闺恨有跋》中写道：“大抵情不深则恨不毒，闺词至于恨则无遁情矣。每见院本旧曲，从无闺恨，窃谓其情波有限，乃别谱新声，颠翻恨字，才觉相思于此痛人。他时闺思、闺怨等篇，正不及情语耳”。“写情传恨，语语幽深，盖身经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泪不下耳。”
施绍莘在《七夕闺词》中说：“叹良辰今岁无双，岂花容来年无恙。怕经秋瘦损，一似败荷模样。可是潘愁鬓老，沈赋魂销，打扮无心想。深深深拜，也注心香。愿莫染秋来镜里霜。香暗热，心自想。心头有话和谁讲，口中话，在心上。”
施绍莘在《四景闺词》中写道：“恰收灯又近清明，只觉到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瑶琴，生疏锦瑟，打叠银筝。今宵梦，前宵梦，全然没准。千遭信，万遭信，看看半句无凭。恨咬牙根，痛剪香云。痛的是挫过芳年，恨的是错盼，错盼书生。”
《同调》中又写道：“看荼蘼自占柔条，问屈指几度春归。何曾似这度，这度销魂。愁劈莲心，惊看夜合，怯听芭蕉。摇纨扇，悲纨扇，怕秋风又早。掩罗袖，恨罗袖，偏生粉泪痕交。指冷琼萧，帐冷鲛绡。枕头边，茉莉花香，你怎生的辜负，辜负良宵。”
施绍莘在《千秋岁》中写道：“翠红围，排比做神仙会，共献祝酒映蛾眉。鲈脍莼丝，鲈脍莼丝，摆列着江南早秋风味。香翻袖，花蒸汽，红潮面，人微醉。欢畅文园里，俺烟霞地主，你罗绮花魁。”
施绍莘的《花前感旧诗》说：“二十年前一梦空，依稀犹记梦花红。而今短鬓侵寻白，闲话风流落照中。”
在《相思》曲中，施绍莘情满文字：“果然的梦见伊人，惊一阵风声，恼一阵风声。梦回来重剔银灯，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泪痕交衿和枕，这一片如冰，那一片如冰。俺知他，他知俺，总一种伤情，怎一种伤情。既伊家知俺伤情，判一个残生，尽一个残生。”
在《赠薛小涛》序中，施绍莘写道：“夫艳魂不死，每幻秀于蛾眉。情种无根，忽敷荣于彩笔。所以文人手泽，遇韵事而生花。从来锦阵铅华，借才情而流艳。”
在《叨叨令》中，施绍莘写道：“且寻一个玩的耍的，会知音风风流流的队；拉了他们俊的俏的，做一个清清雅雅的会。拣一片平的软的，衬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摆列着奇的美的，趁时景新新鲜鲜的味。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任地上干的湿的，诨帐呵便昏昏沉沉地睡。”
在《乙丑百花生日记》一文中，施绍莘记载：“仲春十二日，俗传为百花生日，考之古，亦谓之百花朝。”“予自甲寅，始为祝花之集，以后岁岁为常仪，而乙丑尤盛。”这一天，施绍莘召集了十二位名士，十二位名姬，翻谱赞叹，并自做《乙丑祭风雨文》、《乙丑祭花神文》。这些活动，同《红楼梦》中的“祭饯花神”活动异曲同工。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言情思想受施绍莘影响，就是书中描写的一些风雅活动也受施绍莘熏陶。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顺手把这个“山翁子野”拉来，让他建造大观园，其意义不仅是借重施绍莘的造园名声，更重要的是透露自己生平以及作品受“山翁子野”的影响甚大。施绍莘的《瑶台片玉》集全文刊载在清“虫天子”辑录的《香艳丛书》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寻来一读。
第五节 黄叶村
曹雪芹贫居北京西郊黄叶村，虽然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苦生活，但并未妨碍他的“襟怀笔墨”，一直在辛勤创作《红楼梦》，直到“泪尽而逝”。这是当今红学大家为广大红迷们描绘的《红楼梦》创作的动人场景，红学界对此都深信不疑，几乎所有的红学论著都这么描写，几乎所有的红学词典也都这么解释。有一些个红学研究者，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踏遍了北京西郊，去寻访曹雪芹当年著书处，有人言之凿凿地宣布黄叶村在“香山卧佛寺与樱桃沟一带”，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黄叶村就在北京植物园附近，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曹雪芹纪念馆”。每逢什么与《红楼梦》或曹雪芹有关的纪念日，几个热心的红学权威，还不时在这里搞个什么纪念庆祝活动，发表一通“热爱”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演讲。
断言曹雪芹在京郊黄叶村著书，根据只有一个，就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有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本来孤证不立，一句诗不足以断定曹雪芹著书地址，但有关曹雪芹生活轨迹的资料少得实在可怜，就是这一条孤证，也令诸多红学权威如同掘到了宝藏，磨破了多少双鞋底，磨秃了多少支笔头，行万里路，写万卷书，顾不得孤证不立的学术规矩，于是乎就饥不择食，匆忙下断言、作定论，“立德立言立功”了。
但我认为：以上研究者由于过于渴望得到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了，所以忘了一条研究古诗的规矩，就是敦诚诗中出现“著书黄叶村”字样，究竟是白描还是用典？“黄叶村”究竟是京郊一个村名还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黄叶村”本是古人赋诗常用的一个典故，并非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庄名称。古人用“黄叶”入诗，其意象常常是为了表达萧衰之思，取黄叶萧疏之象比况人生，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自恋、自怜、自慰心理。敦诚诗中说曹雪芹“著书黄叶村”，本意就是用“黄叶”典故，描写曹雪芹的萧疏人生，劝慰曹雪芹不要向富人乞讨“残羹冷炙”，不如关起门来写诗抒怀，并非是说曹雪芹在一个名为“黄叶村”的荒村野店创作《红楼梦》。
黄叶入诗并非敦诚首创，敦诚之前，用黄叶入诗的著名诗人比比皆是。唐代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中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以“黄叶”对“白头”，其表达的文人关照自身命运的凄楚意绪，令人无限遐思。宋代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中有“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句，这个“黄叶村”也并非实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