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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用黄叶入诗的文人就更多了。据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的《香祖笔记》记载，他的门生崔华，尝有诗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被他的老师称为“崔黄叶”。王士的族侄王苹，也有诗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也被他的族叔称为“王黄叶”。王苹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生活年代早于敦诚。王苹的诗句经当时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王渔洋推介，清代前期文坛几乎无人不知。敦诚的“不如著书黄叶村”诗，应该是从王苹的“黄叶林间自著书”句套用来的。
诗中的“著书”二字，也并非特指《红楼梦》创作，而是泛指文人的创作生活，其真实含义更可能是指吟诗作画之类文人雅事。我们总不能理解王苹也是在“黄叶林间”创作《红楼梦》吧？
诗以言志，考证《红楼梦》引用敦诚诗句，首先应读懂诗意，万不可仅从字面理解，就编造曹雪芹在“黄叶村”创作《红楼梦》的故事。北京西郊并没有一个什么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植物园旁建设的曹雪芹纪念馆本身就是红学史上的一场笑话，在这里堂而皇之搞《红楼梦》讲座的大师，真应了《红楼梦》的一句话，是“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如果把敦诚的诗“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用在《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倒是非常确切的。洪昇自己的诗和朋友的诗中，曾反复出现过“残杯冷炙有德色”、“残杯冷炙是怜才”的诗句，因为洪昇生前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又同当朝好多权贵交往密切，所以经常有“打秋风”的行为，自己经常为遭到冷遇而难堪，朋友也为此经常劝阻他。就在康熙二十九年洪昇出狱后，他最要好的朋友吴雯，就委婉地劝他，与其如此讨“残杯冷炙”，不如回到江南故乡闭门著书。根据苏轼诗之典故，“黄叶村”是江南乡下的代称，用到洪昇身上是多么贴切。
据红学专家分析，敦诚这首诗的真实性很不可靠，是挖改而成的，在诗的正文上面，题目是挖改后拼凑上来的，很难说诗句是否敦诚所吟。如果是前人咏洪昇的诗，被后人挖改成咏曹雪芹的诗，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张宜泉那首咏“芹溪”的诗，也非常像是咏洪昇的诗。不仅内容像，题目也很奇怪，洪昇本来就有“芹溪”别号，而张宜泉诗题目旁边关于曹雪芹名、字、号的注解，是后人用贴条贴在“芹溪”二字旁边的。
第一节 “情本”情结
红学界对《红楼梦》表达的宝黛爱情评价极高，认为这两个人是封建叛逆，反对传统的封建婚姻制度，拥有现代的、先进的爱情婚姻观，敢于冲破世俗观念，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虽然后来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他们的反潮流精神，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对这种任意拔高文学作品中人物思想的说法，实在是无话可说，只好苦笑一声，长叹一声。实际上，《红楼梦》作者的爱情婚姻观是相当复杂的，根本当不起如此高的评价。用现代人的爱情婚姻观，去比附三百年前的人物，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确实深爱着表妹黛玉，二人之间的爱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点谁都承认。但贾宝玉决不是现代爱情纯洁专一的思想代表，相反，他是一个“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爱情很不专一严肃的人。他爱着黛玉的同时，还与宝钗、湘云保持着三角关系，对妙玉、宝琴也有非分之想。
爱情之外，贾宝玉在男女交往方面也很不严肃。与丫鬟袭人“初试云雨情”，同丫鬟晴雯、秋纹、鸳鸯、金钏的关系也不清不白，婚前就有了性生活；除了这些清纯的小姐丫鬟之外，还在社会上与妓女、戏子鬼混，与“云儿”、“琪官”等人一起大唱相思曲就是明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学校与“香怜、玉爱”关系暧昧，与朋友秦钟在铁槛寺晚上睡觉说不清楚。他之所以挨父亲痛打，最主要原因是与王爷争夺蒋玉涵，在城郊紫檀堡买房子包养戏子。中国有为尊者讳的悠久传统，红学家们都文化功底深厚，哪个会看不懂《红楼梦》中的这些情节呢？但全部顾左右而言他，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不止是贾宝玉，书中几乎所有男性，在两性关系方面都是不严肃的。《红楼梦》作者在男女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先进思想，似乎经常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描写那些令人作呕的场面。红学界大师们一口咬定《红楼梦》作者在婚姻爱情方面思想先进摩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红楼梦》作者之所以用这种复杂暧昧的男女观创作，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明末清初艳情文学的影响。明末清初，在小说、戏剧、诗词等领域，艳情作品都比比皆是，《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对香艳情节津津有味的描述。《红楼梦》是同一时期稍晚的作品，与《聊斋志异》几乎同时产生，必然打上这个时代文学背景的深深烙印！
二是受《长生殿》的熏染。《长生殿》是洪昇的代表作，宣扬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爱情，书中的唐明皇，深爱着妃子杨玉环，但也是“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同梅妃和杨玉环的三个姐妹，都保持着暧昧关系，两人为此也经常闹点小别扭，总是以明皇赔罪了事。《红楼梦》中的爱情生活，与《长生殿》几乎完全相同，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有明显的剿袭痕迹，就连宝玉、宝钗、黛玉的名字，都明显是来自《长生殿》中的“玉环”、“金钗”和“钿盒”。
三是洪昇的个人爱情婚姻经历决定的。洪昇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同妻子青梅竹马、相濡以沫，终身爱得深沉坚定；另一方面确实与“蕉园诗社”中的好多表姐妹曾产生过爱慕依恋的感情，在洪昇的诗作中多有反映。中年时，洪昇还花费千金，在苏州买了一个名唤雪儿的小戏子为妾，家中出现了丈夫作曲，大妇调弦，小妇歌唱的其乐融融景象。
洪昇一生同好多妓女保持着密切关系，晚年还为杭州名妓朱素月“校书”（妓女的雅称）创作过好多首爱情诗。洪昇似乎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与他的好朋友毛玉斯的关系就很暧昧，在北京期间，经常异乎寻常地频繁给杭州的毛玉斯写信，表达思念之情；毛玉斯死后，洪昇的悲痛，也超出朋友的感情。
好多朋友可能会问，洪昇既然是这样一个龌龊的人，还值得称赞么？其实，明末清初的江南知识分子，在男女问题上，几乎都是这样，不足为怪。大诗人钱谦益，纳秦淮名妓柳如是为妾，筑“绛云楼”金屋藏娇，士大夫们纷纷祝贺；大诗人陈其年，终生爱着一个“龙阳公”，为其写长诗肉麻歌颂，朋友们也都为他纷纷题咏。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不逛秦淮河，不纳几个年轻漂亮的妾，不养个把戏子小厮，倒是不正常的。人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像今天的大款们，如果不泡妞，似乎就显得层次不高。
《红楼梦》产生于这一时期，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爱情婚姻、男女关系方面的思想，书中人物必然带有这一时期的深刻印记。把以上洪昇个人的婚姻爱情经历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情况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二者惊人地一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脏唐臭汉”和明末清初，《红楼梦》不会是汉唐时代的作品，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产物。
查中国文学史，从《牡丹亭》到《红楼梦》，一百多年时间，是个言情滥觞的时代，这个时代，正是明末清初。所谓言情滥觞，就是指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泛滥于世和缠绵绮靡之音昆曲大行其道。明末清初，在知识界（清初主要是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统治理念进行疑经辩伪的同时，市民阶层对统治阶级推行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压抑人性，窒息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进行了消极的然而是激烈的抵制，这就是言情宣淫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大行其道，几乎风行天下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方面，冯梦龙的《情史》，李渔的《闲情偶记》，以及风靡天下的《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至于乾隆年间禁毁的格调低下的明末清初淫秽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从现在重新出版的清代禁书残余作品看，其数量之滥、品味之淫，今天看来也令人瞠目结舌！昆曲是宋元南戏的变种，其唱白以雅为特色，强调缠绵绮靡，特别适于表现才子佳人的故事。明末清初，昆曲大行其道。首先是出现了一大批昆曲传奇的作家作品，其开先河和集大成者是明末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把昆曲作品推向了高峰。十七世纪，不论是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对观看昆曲演出趋之若鹜，康熙皇帝就曾亲自观演《长生殿》和《桃花扇》，并亲定“赏格”。市民阶层对观演昆曲更是如醉如痴，旗亭酒家，无不谈论新搬演的传奇。官僚巨族家庭，竞相家养戏班，不惜花费巨资，豢养优伶，置备行头。史载，某些官僚为演出《长生殿》，仅置办行头，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之巨！至雍正年间，朝廷开始查禁淫书，禁止官员家养戏班。乾隆年间，明末清初的淫书淫戏，都被严格禁毁，各地总督巡抚，陆续开始禁演萎靡之音，戏坛淫风大为收敛。昆曲于此时开始衰落，逐步为“花部”戏曲所取代；演出内容，也逐步由缠绵的才子佳人戏转变为悲壮的侠义戏、公案戏清官戏，舞台风气大变，《红楼梦》代表的这种言情滥觞特征也随之消失了。
第二节 “末世”情结
《红楼梦》书中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末世”。凤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也明确说当时的贾府是处在末世环境。
这个所谓的末世究竟是家族的末世还是社会的末世呢？有人说是指宁荣二府百年望族的末世，这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书中贾氏家族确实是末世光景，但书中所说的末世，却决不仅仅指一个家族，而是指整个社会；或者说家族的末世与社会的末世是同时的处境，社会的没落直接决定着家族的没落。
在封建社会，所谓末世，实际上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时期，或者说，就是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证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就是书中的《好了歌》与《好了歌解》，朋友们不妨再仔细品读一遍：“金满箱银满箱”的贵族，转眼之间变成了“人皆谤”的乞丐；“训有方”的公子哥儿，谁能想到落草为寇，居然做了“强梁”；“择膏粱”的千金小姐，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昨日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等等，这些骤贵骤贱、暴富暴贫的场面，只有改朝换代时期才会集中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景象，不正是典型的封建王朝灭亡史么？
《红楼梦曲子——好事终》中说的更为典型：“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改朝换代时期是社会算总账的时期，这首《好事终》所描述的，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社会算总账情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只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地方的残破，都不会被称为“茫茫白地”，只有一个王朝彻底覆灭了，方才会出现食尽鸟飞、茫茫白地的“干净”局面。问题是，《红楼梦》的末世背景，是指哪个末世？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红楼梦》与秦汉唐宋诸朝代无关，有关系的，只有明清两个时代。明清两个朝代，只有两个末世：一个是清朝的末世，一个是明朝的末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清朝末世就是宣统皇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时期。《红楼梦》的诞生，比这个末世要早二百年，所以《红楼梦》书中的末世不可能是指清朝末世。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红楼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大明王朝的末世！
《红楼梦》书中交代，这个社会末世，是处在一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时代。这又具体指什么时代呢？大家知道，李自成进北京，大明王朝被推翻后，确实有一个“死而不僵”的时期，这就是“南明小朝廷”。这个小朝廷，还扛的是明朝正统旗号，前后经历了福王政权、桂王政权、唐王政权和鲁王政权，“三帝一监国”一共延续了二十年时间。《红楼梦》书中所说的“二十年来辩是非”，辩的就是这段是非。南明小朝廷灭亡之后，江南知识分子中普遍热中辩论这一段时间的是是非非，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孔尚任等大学问家，以此为题写过好多政论或文学作品。
《红楼梦》书中反复交代：“好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也是说南明时期，人们早已预见到小朝廷短命的结果。最后“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正是南明小朝廷覆灭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你知道了《红楼梦》作品的“末世”背景，书中交代的“金陵”、“石头城”地名，便十分清楚其正确含义了。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后，定都地点是在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别名石头城。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儿朱允汶的政权，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明成祖。登基后把明朝的首都迁往北京，但仍保留了南京的“陪都”地位，保留了南京“六部”建制。后来南明小朝廷的建立，就是以南京“六部”为基础建立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冷子兴从“石头城”“老宅子”旁边经过，看见的是仍然一派葱郁繁华的景象，其实这并非是交代一个官僚家族的“老宅子”景象，实际上是交代大明王朝的“老宅子”——南京故宫的景象！末世的福王政权就建立在这里。当时的南明小朝廷，正所谓“英雄气少，儿女情多”，大清军队与李自成残军两支大兵压境，依旧过着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红楼梦》书中交代的富贵人家在大厦将倾的危难时刻，依然昼夜不停地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正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刻画！
贾雨村走贾政的后门，被实授“金陵应天府”，聪明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官职！南京称“应天府”，是只有大明王朝独一无二的称呼。朱元璋建都南京，他的四儿子朱棣迁都北京，但仍把南京作为陪都，称“应天府”，将北京称为“顺天府”。明朝灭亡以后，清廷定都北京，南京不再保留陪都地位，撤消了“应天府”，改设“江宁府”。清朝初年，民间对南京的称呼十分混乱，有的称“南省”、“南直隶”，有的称南京、“江宁”，有的仍然称“应天府”，不过，到了清朝中叶，称呼便逐渐规范了。《红楼梦》中，“应天府”、“江宁县”、“南省”、“南直”、“金陵”、“南京”、“石头城”等称呼同时都出现过，可见是典型的清初民间称呼法，这种称呼法只存在于顺治、康熙两代，乾隆朝时期的人们，绝对不这么称呼。从这一点看，曹雪芹生存的年代，绝对不会如此称呼南京的。
《红楼梦》书中特意交代“金陵”、“石头城”，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交代“金陵十二钗”的背景。南京的秦淮河畔，从六朝以后，就一直是全国青楼楚馆最集中、最发达的地方。明朝末年，包括南明时期，这里涌现出“秦淮八艳”等一大批著名的高级妓女，如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王微等。她们与“江南四公子”等文人政客，在秦淮河畔演出了一幕幕英雄美人的凄婉故事。这些妓女不仅貌美，而且多才，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比起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来，还要高尚得多。她们的故事，在明末清初，是文人笔下创作最多的题材。《红楼梦》同《桃花扇》一样，也应是以“秦淮八艳”的生活实际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其实，《红楼梦》、《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书名，都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该书是记载金陵城“风月”故事的。何谓“风月”？说得雅一点，不过是青楼楚馆这个风月场中发生的故事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