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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女清男浊”说。作者通过男主人公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感到清爽，见了男人就感到浊臭逼人。”书中众多男女的形象也确实说明了这一点。迎、探、惜贾府三艳，钗、黛、湘三表姐妹，袭、晴、鸳、棋、钏等众多女婢，一个个形象确实清纯可爱；主人公宝玉虽是男性，但有性别倒错之嫌，爱以女性自居；而贾珍、贾琏、贾蓉、贾瑞、贾芹等哥们爷们，一个个都显得可憎可厌可怜可笑，就连主人公宝玉的父亲，和一众清客相公，也全部显得委琐无聊，令人避之不及。
其二，女子胜男说。在封建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男儿的责任，可是作者在书中却沉痛地感叹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书中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敏探春兴利除宿弊”等篇章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女性的胆识、韬略、气魄、手段；就是在平儿、鸳鸯、袭人等女性婢仆身上，也展现了治家理事的高超才能。而书中的敬、赦、政、珍、蓉等应该承担治家职责的男人，则统统是一派庸碌无能的形象。
其三，“才女有德”说。中国封建社会评价女人的通行标准是“郎才女貌”，是“德容工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红楼梦》一反传统观念，把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描写为德才兼备的光辉形象。宝钗、黛玉、湘云等表姐妹，诗做得比宝玉好，字写得比宝玉强，知识比宝玉渊博，道理比宝玉透彻，就是参禅论道也比宝玉来得深刻。不要说一干才女，连那个从小被拐卖的香菱，也通过“苦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女诗人。这些才女不仅有丰富的个人文化生活，还结桃花社、海棠社，咏菊花、讽螃蟹，品名茶，啖鹿肉，雪晴联诗，月夜对句，抚琴绘画，灯谜酒令，一派“是真名士自风流”的形象，颇似现代人的文学沙龙，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
其四，“千红一哭”说。《红楼梦》中的所有才女，因为生逢“末世”的同样原因，下场都十分悲惨凄凉，正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金簪雪里埋”、“冷月葬诗魂”、“寒塘渡鹤影”、“终陷泥淖中”、“误嫁中山狼”、“东风一梦遥”、“青灯古佛旁”、“淫丧天香楼”等等，无一好下场。就连女奴们，金钏投井、晴雯被逐、鸳鸯上吊、司棋撞墙、芳官出家、袭人别嫁、二姐吞金、三姐自刎等等，也无一得善果。
其五，“鱼眼睛”说。《红楼梦》作者不是歌颂所有的女人，而只歌颂闺中的纯情少女。对于婚后的女人，则视为珍珠变成的“鱼眼睛”，令人可憎可厌。什么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多姑娘、秦显家的、璜姑奶奶、林之孝老婆、鸳鸯嫂子等等，统统是一堆死鱼眼睛形象。就连主人公宝玉的母亲王夫人，嫂子兼表姐王熙凤，作者虽然笔下留情，但其心狠手辣的种种恶行，也令人齿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妒妇”持强烈的批判观念，在夏金桂虐待香菱、王熙凤虐待二姐两件事情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宝玉去寻什么“妒妇方”，欲治疗妇女嫉妒病。
《红楼梦》的女性观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时间界定，大约是从明万历后期到清康熙中期，基本上是公历17世纪的一百年间。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常的一个世纪！农民战争，清兵入关，平定三藩，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动荡！痛苦造文化，愤怒出诗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带来了文化界思想上的深刻反思、观念上的激烈变革和文学上的独特创新，因而呈现出了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巨人的辉煌局面！《红楼梦》所反映的女性观，正是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
其一，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江南广大人民，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仅政治上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经济上经受了兵匪双方的洗劫，在身心上还经受了一次剔发蓄辨的奇耻大辱！按照当时的通行说法，江南士子被迫接受的是“男降女不降”的屈辱现实。女人可以继续着“民装”，裹小脚，插戴传统钗钏，而男人则必须剃掉前额头发，脑后拖一条猪尾巴辫子，并改穿旗人装束。
清庭为了强制推行在江南的剃发易服措施，实行了残酷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高压政策。今天的人们看易服剃发行为，似乎并非什么原则问题，但在当时与封建正统观念却发生了严重冲突，更何况还使亡国灭种之痛更深刻、更表面化了。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堂堂男子汉不可避免地会羡慕女人的传统装束，并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从而造成自主人格的缺失。这就是女人“清”而男人“浊”，见了女人“清爽”，见了男人“浊臭逼人”心理的真正起源。在当时文人的笔下，就记载了流行于杭州、苏州、南京一带的民间谚语：“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红楼梦》这样描写，不是什么作者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新创造，而是对当时江南男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屈辱心态的忠实记录。
其二，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女性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确实涌现出来一大批女性作家。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物组成：一类是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名门闺秀，她们由于家学深厚，所以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如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沈宜修本身就是当时吴江一带女性作家的盟主；再如清初大学士陈之遴的妻子徐灿，与顾太清、吴藻合称为清代闺秀词三大家。另如方孟式五姐妹、黄媛贞两姐妹、商景兰母女、金圣叹之女金法筵、夏允彝之女夏淑吉等，都是轰动一时的著名才女。为保护全城百姓而英勇献身的吴绛雪，也是一个著名才女，《桃花雪传奇》就是根据她的事迹创作的。
另一类才女是出身青楼的歌女或名妓。如马湘兰、柳如是、寇白门、顾横波、卞玉京、王微等人，她们都是工诗善画，多才多艺，并与当时的名士如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冒辟疆等经常酬唱往来。她们的名气，固然有自身学习历练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名士吹捧揄扬的结果。在这些著名文人的作品中，对她们的事迹多有记载。
其三，女性文人结社、出版作品，是明末清初独特的文化现象。才女历代皆有，但女性的文学生涯成为社会活动，以至于公开结社、出版，则是名末清初独有的社会现象。
由于女性文学活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女性胜于男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以至当时出现了“漫道文章千古事，而今已属女青莲”，“旧日凤凰池故在，而今已属女相如”的说法。女性文学活动的普遍化、公开化，必然带来结社、出版等社会要求，女诗社、女诗集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最著名的女诗社，就是以徐灿为首的“蕉园五子”，其成员有柴静仪、林以宁、朱柔则、钱凤纶等。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考较文艺，在当时传为佳话。其中林以宁是当时著名文人洪昇的表妹，也是洪昇表弟钱肇修的妻子。在当时创作的小说《两交婚》、《女开科传》等作品中，都有对才女们结诗社情景的描写，可见已是风靡天下的雅事了。
以上列名的才女，大多数有自己的作品集，其中诗集、词集、文集、传奇都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维崧《妇人集》、叶绍袁《午梦堂集》中，都收录记载了许多才女的作品。
其四，明末清初的女才子，大多下场悲惨、英年早逝，可谓“万艳同悲”。出身于名门贵胄家庭的女才子，很多由于婚姻不良、家庭不幸而郁郁以终；有些虽然获得了郎才女貌、夫唱妇随的美满家庭，但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士大夫阶层多属不合作者，也必然落得悲惨的结局。在夏咸淳的《九天亦复称才乏，独向人间索女郎》文中，就记载了叶小鸾过人的才华、家庭父母子女间独特的文学氛围以及最后三姐妹全部英年早逝的痛苦遭遇。
出身妓女的才女们，命运往往更加悲惨，她们从良后多为人做妾，在吃人的封建大家庭中，她们的命运是注定不得善终的，董小宛、柳如是便是她们的突出代表。柳如是嫁两朝名士钱谦益为妾，当时钱已是高龄，钱死后，受家庭中子侄排挤，不得已自经身亡。《红楼梦》中在黛玉身上寄托的冯小青的影子，也是一代名妓为人做妾，被大妇虐待，年轻轻抑郁而死的。
不止《红楼梦》，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普遍反映类似的女性观。《红楼梦》中在第一回和第五十四回中，借石头和贾母口吻，批评了“近日”的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套”、“涉于淫乱”、“非文即理”、“不近情理”。才子佳人小说滥觞于顺康年间，乾隆时代已禁绝殆尽。所以，《红楼梦》批评的这些现象，必然是明末清初的事情。
其实，《红楼梦》自身就不是什么凭空出世的奇葩，她的作者虽然不满当时艳情小说的滥觞，但作品还是明末清初艳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延续，还有同类传奇作品的影响，在《红楼梦》中，能明显看出因袭《金瓶梅》、《牡丹亭》、《长生殿》等同时期稍早的文学作品的痕迹。反过来说，乾隆朝的道学风气下，是不可能产生此类表现独特女性观的文学作品的。我们可以从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与《红楼梦》女性观相同或近似的作品。
其一，描写女性崇拜的作品。明末清初以前的文学作品，描写男女情事，多表现一见钟情、始乱终弃的负心故事，男女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西厢记》、《白蛇传》等。但到了明末清初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或传奇，男女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品中不但表现女子同样有才华和能力，而且胜过男子，男子往往受女子的摆布，成为女性的附庸。这是既往的文学作品中不敢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平山冷燕》、《玉娇梨》、《定情人》、《飞花咏》等，表现的女子都远胜于男子，尤其是才华，男子绝不能望其项背。她们不仅能与男子相抗衡，多数情况下似乎更优越，使男人成为女子的陪衬。作品创作的目的，似乎根本不是赞扬才子，而是更多地赞美佳人，表现出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女性崇拜倾向。此时期最著名的《聊斋志异》，描写的虽然是鬼狐故事，但作品吹捧揄扬的，都是化为女性的鬼狐。在这些女性鬼狐面前，男人都是陪衬，都是受到怜悯照顾的可怜虫！
其二，描写“情痴”、“情种”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有着极为浓郁的女性化倾向，作品中的“情痴”、“情种”，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子的钟情则更胜于男子。杜丽娘、杨玉环、冯小青、林四娘、林黛玉以及《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狐女鬼，都表现出这种前人绝不敢形诸笔下的品格。无须讳言，这些钟情女子，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淫荡生活向往的纵欲倾向，《红楼梦》对钗、黛、湘、晴、袭等人的描写，不过隐晦一些罢了。
这一时期的艳情作品，有明显的言情化倾向，对女性的认识，不仅要有貌，更要有才，除此之外，还必须有“情”，并特殊强调“情”的碰撞和沟通。《玉娇梨》中的才子这样表达自己的佳人观：“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有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有白的佳人！”这同《红楼梦》的女性观是完全一致的。宝钗可谓才貌双全，但与宝玉之间缺乏的，就是这样一段“脉脉相关之情”，因而，在宝玉心中，她的位置始终不及黛玉。
其三，描写男女感情梦幻经历的作品。明末清初，用梦幻手法描写男女感情生活的作品蔚然成风。其始作俑者，当是汤显祖，他的《牡丹亭》描写柳、杜二人的感情，由生到死，再由死复生，可谓历尽波折、九死不悔。吴伟业刻画的徐适和黄展娘的爱情，在一个玉杯中，如梦如幻，亟尽缠绵悱恻。洪昇的《长生殿》，描写的李杨爱情，由天上到地下，由地下再回到天上，梦魂牵挂，生死相依，这同《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如出一辙。
明末清初之所以出现这种描写梦幻般爱情的独特创作方法，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市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衰落、王陆心学的兴起，文人生活较少拘束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因为改朝换代，男女感情受特定历史动乱拨弄，往往事与愿违，只好借助梦幻在虚拟中表达。《聊斋志异》中的好多人鬼恋，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折射。
其四、描写才女和妒妇交织的作品。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就是才女往往和妒妇、悍妇交织描写，造成对女性的赞美和诋毁共存于一部作品的怪现象。《醋葫芦》、《疗妒羹》、《小青传》、《河东狮吼》等，表现的都是这种独特的女性观。就连《聊斋志异》也未能免俗，书中多有丈夫惩治妒妇、悍妇的故事。《红楼梦》中对夏金桂等悍妒妇人的描写，不见得比以上作品高明多少。
文学作品中这种独特现象的出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都有其虚伪的两面性，道貌岸然的同时又极度浮华，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腐朽糜烂。正像《红楼梦》中的贾珍、贾琏、孙绍祖一样，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工夫”，家庭中妻妾成群，对丫鬟仆妇也“将次淫遍”。这种家庭关系，才女和妒妇并存，就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反映了。
四、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与女性批书
明末清初，由于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不仅文学创作高潮迭起，文学批评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不仅是古典小说、传奇、诗词、笔记创作出版最多的时代，而且最流行的文学版本，几乎都是评点本，成为十七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一，评点大家辈出，经典作品评点将遍。这一时期的评点大家，有李贽、叶昼、毛宗岗、张竹坡、汪象旭、吴仪一等。其他如冯梦龙、李渔等，虽然够不上评点大家，但其评点作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评点大家，如吴吴山三妇、洪之则等。她们对《西厢记》等作品的点评，在所有的评点者中，是最受后人称道的。
此时期，不仅本时代创作的文学作品被普遍评点，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也几乎被评点殆尽。这些著名的评点家在评点时，不仅“发作者寓意”，而且还大胆改定原稿，《水浒传》就是被金圣叹“腰斩”后定稿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都是这个时期评点后的定稿。
其二，评点大家评点文字尽情宣泄内心的情绪。如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认为该书为“发愤之作”，读后“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势极久，势不能遏”所以不得不“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金圣叹更认为，《水浒传》是“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如夜潮之一涨一落”。
张竹坡在分析《金瓶梅》作者创作动因时说：“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这些评点大家的话，不仅对于理解《红楼梦》创作缘起，多所启迪，对于理解脂批，也甚有帮助。
其三，评点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基本形式，主要有序跋类、眉评类和回评类。序跋类是为作品作序、跋、引言、凡例、品题等；眉评类则是在作品中间撰写批语，其中在每页上方的批语称眉批，在作品行中的小字批语称夹批，在行侧的批语称侧批；回评类又分为回前评与回后评。有回评和眉评的作品称为评本，《红楼梦》脂本即评本，而程高本虽有序跋，但无评语，故不是评点本。
此时期批点小说的常用方法有：“因文生事”和“以文运事”，这是金圣叹提出的；“十年格物”与“一朝物格”，这也是金圣叹首先使用的；“同而不同处有辨”，这是李贽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