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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考取进士（虽不是三甲探花，但也被钦点为庶吉士，正所谓“兰台寺大夫”）后，第二年秋凉时节就病死了。其时洪昇已与黄蕙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确曾于秋凉季节赴北京探病送葬。有洪昇好多哀诗为证。
其二，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中，秦可卿大出殡路上，宝玉居然钻到凤姐的车里一起上路；下榻馒头庵，又与秦钟一起，同凤姐同居一处。晚上秦钟同尼姑智能儿幽会，宝玉早已经历过“云雨”生活，当晚还要同秦钟“算账”，种种淫秽情节的描写，与叔嫂同居甚不和谐。如果二人是夫妻关系，则无可厚非了。
其三，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赵姨娘委托马道婆对凤姐和宝玉二人同时实行魔法，却对贾琏未加谋害，而名义上贾琏才是当家人。凤姐同宝玉虽说是表姊弟关系，但毕竟是叔嫂有别，病重时也不可能一起“挺尸”，如果他们是夫妻，这样写来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洪昇夫妻，确实是因为家庭中父辈的庶母挑拨离间，方被逐出家庭，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过着颠沛潦倒的困苦生活的。
其四，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中，在“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之后，因为赵姨娘母子挑唆，宝玉被父亲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好长时间不能下床；无独有偶，因为石呆子的扇子，贾琏也被父亲一顿痛打，好长时间不敢行动。贾家纵然有打儿子的传统，但这样与扇子巧合，也难于解释。如果哥俩写的是一个人，因为同一原因，挨的是一次打，就易于解释了。
其五，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贾赦说鸳鸯瞧上的“小白脸”，可能是宝玉，也可能是贾琏；平儿和袭人，也调笑说把鸳鸯给了贾琏或宝玉。如果兄弟不是一人，鸳鸯几乎人尽可夫了，与鸳鸯性格不符。贾赦如果说鸳鸯看上了侄子尚可理解；如果这样说儿子，难免有“聚”之嫌，封建社会，任谁也不会这样说。
其六，第六十四回到六十九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洪昇确曾“偷娶”了一个姓邓的妾，娶后妻妾间也确曾发生一些纠纷，有洪昇的《回文锦》传奇为证。但黄蕙不曾置邓氏于死地，小说创作，夸张是常用的手法，可以理解。《红楼梦》中的宝玉年纪尚小，不能纳妾，写到成年的贾琏身上，合乎情理。由此间接亦可证明宝玉贾琏实为一人。
其七，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抄检的原因，本为傻大姐在园中拣到一个“绣春囊”，王夫人怀疑是凤姐的东西，凤姐不承认，才抄检的。但凤姐并不居住在大观园中，不抄凤姐居所，反而抄少男少女的居所，于理不通。抄检的后果，是大观园中怀春男女的离散。由此可证，凤姐的真实身份，应是大观园中人物。
其八，王熙凤的最终下场，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红学界对此判词的真实含义见仁见智，聚讼不休，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其实，“一从二令三人木”，就是一个繁体的“检”字，“一从”是检字下边的两个“人”字；“二令”是检字中间的两个“口”字，义取令从口出；“三人木”就是检字的“人”头和“木”旁。“检”表示抄检大观园，这句判词的意思是，自从抄检大观园后，王熙凤就被逐出家庭，不得已“哭向金陵”了。事实上，洪昇夫妇被逐出家庭后，确实是“哭向”武康的，武康县在杭州北，正是通往南京的路上，说是金陵亦无不可。
不知朋友们是否注意到《红楼梦》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怪现象，就是凡是宝玉出场的情节，贾琏几乎都不出场；凡是贾琏的重头戏，宝玉又总是失去了踪迹。譬如清虚观打醮，宝玉、凤姐都去了，连贾珍贾蓉父子都十分活跃，但就是看不到贾琏的身影，他干什么去了？王熙凤搓辱尤二姐至死，贾琏发狠为二姐报仇，平时那么怜香惜玉的宝玉，为什么从来踪迹不至？原来，青年贾琏和少年宝玉的生活原型是同一个人，就是洪昇自己。书中的王熙凤，生活原型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凤姐是王夫人的娘家侄女，黄蕙也是洪昇母亲黄夫人的娘家侄女，关系完全相同。由此不难看出，《红楼梦》为什么把王熙凤写成了第一女主角，戏码远远超过黛玉、宝钗，形象也更鲜明生动，如见如闻，就因为人物原型是作者洪昇最熟悉的表妹兼妻子！
《红楼梦》中，婚后的贾琏和凤姐，与婚前的宝玉和黛玉、宝钗、湘云，实际是洪昇夫妇人生不同阶段的描写，不过是把姑舅亲属关系复杂化描写罢了。书中交代，凤姐小时，家中把她当男孩子抚养，而年青的湘云，就爱男孩子打扮，二人的性格具有“英豪阔大”的共同点；宝钗婚前，就同探春一起，对大观园兴利除弊，显示了治家才能，而少妇凤姐，治理家政井井有条，上下畏服，二人的性格具有“随机应变”的共同点；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似乎与凤姐毫无共同之处，但联想到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谁又能说，凤姐被逐出家庭后的眼泪，不是与黛玉一样的“还泪”呢？《红楼梦》书中对黛玉的描写，实际是对婚后困苦生活中黄蕙的刻画，否则，一个未婚少女，怎么能自承并自称是“潇湘妃子”呢？书中对宝钗的描写，也是对初婚少妇的刻画，宝钗自承并自称“蘅芜君”，封建社会，只有对已婚妇女方可称“君”，如“太君”、“院君”、“细君”等，对未出阁的姑娘，没有冠以“君”的称呼的。书中对湘云的描写，确系对一个婚前充满憧憬的少女的刻画，与黄蕙婚前长期寄居姑母家，同表兄洪昇青梅竹马的事迹相合。由湘云而宝钗、而凤姐、而黛玉，正是黄蕙人生的四个阶段。“皮肤滥淫”的贾琏，与“意淫”的宝玉合在一起，就是洪昇作为“天下古今第一大淫人”的真实写照！作者说创作此书，“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他说的是大实话，对自己的丑事也没有隐瞒。
第二节 故事背后的“天伦惨变”
洪昇的人生噩梦是《红楼梦》的基本素材。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生悲剧，就是洪昇人生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噩梦的真实写照；书中主人公的创作原型，就是洪昇自己；书中所刻画的催人泪下的“闺友闺情〃，就是洪昇与妻子及姐妹们之间的真挚感情；书中所表达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就是洪昇在含泪述说自己的愧悔和愤懑！
１。优越的家庭出身、良好的文学修养和不合时宜的性格。洪昇，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的第二年（1645）七月初一，东南各省正是兵荒马乱之时，洪昇的母亲黄氏在逃难途中，于杭州郊区的一个“费”姓农妇家里，生下了洪昇。生不逢时，似乎注定了洪昇一生的坎坷命运。亦应是洪昇在《红楼梦》中刻意把“甄士隐”取名为“费”的原因。
洪昇出生的家庭号称“书海”，“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洪昇的祖父曾在明朝出任“都御史”的高官，父亲洪起鲛也曾在清初出仕，洪昇的母亲是清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洪家富贵流传已久，号称“东南望族”。这样的出生地和家庭，正所谓“诗礼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之乡”，洪昇在婚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洪昇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少年时曾先后师从于国学大师陆繁、沈谦、毛先舒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陆繁是当时名动宇内的骈文大家，这一点对洪昇不能没有影响。沈谦擅长词曲。毛先舒则是著名学者，兼擅填词又通音律。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洪昇既善诗词，又精戏剧、音乐，文学修养广博精深，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康熙七年（1668），二十四岁的洪昇怀抱济世安民的理想进京谋取功名，结果落榜。在京期间，他有幸拜当时的诗坛泰斗王士为师，诗词水平进一步提高。得王士的称誉和宣扬，此时年轻的洪昇诗词水平已名动京师。
由于青春年少，生活优裕，加之以才情自负，洪昇养成了清高孤傲甚至狂狷的性格。生活脱略不羁，动辄讥呵权贵。交友宴集，常常白眼踞坐，指古谪今，虽然使闻者折服，但也常常取憎于时。
洪昇的出身、教育、才情、擅长、性格与《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大致相同，《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一出场时通过两首《西江月》的描写，应是洪昇著书时愧悔心情的夫子自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具有狂狷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我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但兼具狂狷和“情种”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则屈指可数；具有这种双重人格又同时具备很高的诗词、音乐、绘画、戏剧、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了。从目前红学界所能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的全部史料来看，曹雪芹不具备这些特征。曹雪芹有愤世嫉俗的狂狷性格，但无法证明他有“情种”的特质，未经历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人，也很难养成这种性格。从曹雪芹仅存世的一句诗作“白傅诗灵应甚喜，定教蛮素鬼排场”来看，曹雪芹的诗风流于怪诞，且水平一般。史载曹雪芹的诗多数此类，可见与《红楼梦》诗词的风格并不相类。除诗词外，红学界迄今无法证明曹雪芹有其他方面的文学艺术天赋和才能。兼具这种特定性格和特殊才能的人，查遍康、雍、乾三代史料，洪昇一人而已！
还应注意的一点是，《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那个“爱红”的奇怪毛病：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绛云轩”、“怡红院”，为自己取号“绛洞花主”（一说“绛洞花王”）、“怡红公子”，为“怡红院”题匾额为“红香绿玉”，被元春改为“怡红快绿”，等等，这里面既暗含了主人公的“情种”性格，大概也暗含了主人公原型姓洪昇这个哑谜，不外隐说自己是洪家的风流荡子罢了。
２。迭遭“家难”，坎檩缠身，满腹委曲，无处倾诉。洪昇一生遭遇了三次“家难”。可谓倒霉透顶。第一次“家难”是惨痛的“天伦之变”。康熙八年（1669），洪昇落榜后，从京师返回钱塘，由于别人的挑拨离间，不容于继母，结果被父母逐出了家庭，不得不远走他乡。洪昇在《客中秋望》诗中说：“非关游子澹忘归，南望乡园意总违；三载无家抛骨肉，一身多难远庭帏”。正表达出与父母关系不谐，有家难回，满腔思亲而又不得见谅的悲怆情怀。
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的原因讳莫如深，史籍上也缺乏记载，但从《红楼梦》所描写的内容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居“情种”，不务正业。洪昇是中国文学史上铁证如山的天字第一号“情种”，年轻时便以“情种”自居，“客燕台”前便已着手《长生殿》创作，为创作《长生殿》这样的言情作品，洪昇必然广泛涉猎古今言情小说戏剧，无心去读四书五经。这在《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而红学界考证出的曹雪芹形象，不过是个“魏晋风度”的人物，与“情种”形象根本不搭界。
其二，无志功名，继业无望。洪昇曾参加过一次科考，但名落孙山；落第后又在京师得罪了许多名公巨卿，虽赢得了少年诗名，但在当时却不是“仕途经济”的正业；书中的贾宝玉大言“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并痛斥科举进身的人为“禄蠹”、“国贼”，这些为世人侧目的叛逆性格，与史有明载的洪昇年轻时的举动是如出一辙的，在曹雪芹身上，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一点。
其三，交结优伶，终日游荡。从“情种”性格和写作《长生殿》的需要看，洪昇年轻时都必然广泛交结“优伶”，终日在外游荡，这在记载洪昇生活的典籍中有案可查，在《红楼梦》描写贾宝玉同蒋玉函、柳湘莲等“名伶”的频繁而又亲密的交往中亦可见端倪；但在曹雪芹身上，却没有与“优伶”过从甚密的史料支持。
其四，淫辱母婢，有同性恋倾向。天下“灵气”钟情于女子而不钟情于须眉的观点，不是《红楼梦》首创的，而是冯梦龙的始作俑之言。洪昇受冯梦龙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必然有许多贾宝玉那种“爱红”的“情不情”的举止，被父母判定为“箕裘颓坠”、不可救药。《红楼梦》中由于宝玉的轻佻举止，导致金钏投井，很可能是洪昇亲历亲为的丑事，结果成为被人攻击的口实。宝玉爱吃丫鬟嘴上的胭脂，对这一点过去红学界都感到奇怪，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宝玉不是谁嘴上的胭脂都吃，他自己亲姐妹的不吃，宝钗、黛玉、湘云等心爱的人不吃，就连他自己身边的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人的也不吃，而是专吃鸳鸯、金钏二人嘴上的胭脂。这两个人，一个是祖母之“大丫头”，一个是母亲的“贴身丫头”。如此描写，不能没有深意，正是贾政以“淫辱母婢”为由对宝玉痛加笞挞的口实。
凡此种种，使父母对洪昇失望之心日趋严重，终因“手足眈眈”的导火线，父母盛怒之下，一痛决绝，把洪昇逐出了家庭。一般说来，作为“严父”，在激怒的情况下，把儿子撵出家庭，甚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都是可能的；但作为“慈母”，如无极特殊理由，却很难想象会有此举动。洪昇被逐出家庭，确实是父母意见一致而发生的“家难”，洪昇自己的诗词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史学界有人推测洪昇的母亲是“侧室”，逐洪昇的是“大母”，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洪昇的母亲作为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女儿，为人作“侧室”是不可想象的。真实的原因是在洪昇婚前，他的亲生母亲就病逝了，发生家难时的母亲是继母钱氏，也就是钱凤纶的姑母。这在洪昇父母“四十初度”时，朋友们的贺诗中有明证。继母与前妻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洪家百年望族也不能免俗。
洪昇的种种“不肖”行为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怪诞举止如出一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红楼梦》一书只能是洪昇自己“编述”生平，“告罪”天下的作品。书中宝玉虽然未见被逐，但却“出家”了，“出家”和“被逐”都是离开了家庭。这样写法，真真假假，即为自己遮羞，又为父母顾及体面，是可以理解的。
挑拨洪昇与家庭关系的人是谁，今已无考。但从《红楼梦》中宝玉同贾环“手足眈眈”以及赵姨娘、邢夫人等“伯母”、“庶母”对宝玉的态度看，挑拨者的身份就很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对贾环和他的母亲赵姨娘，写得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十分丑陋不堪；对主人公贾宝玉的伯父贾赦广蓄姬妾、欺压良善的种种丑行，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刑夫人的所作所为，亦写得极为可憎。作者笔墨本属忠厚，写王熙凤劣迹斑斑，但又聪明能干，嘴皮子乖巧，自有其可爱之处；写“呆霸王”薛蟠低俗陋劣，身负命案，但他又讲义气，不奸猾，也自有其忠厚的一面。惟独对赵姨娘母子和贾赦夫妇，作者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把他们写得一无是处。这应该是遭遇“天伦惨变”后，洪昇对挑拨者耿耿于怀、终生不能释然的表达方式吧。
洪昇父母是否规劝甚至“笞挞”过洪昇，于史无考，但从逐出家庭这种最高惩罚来看，洪昇在离家前，必然遭受过父母的严厉惩罚，惩罚后仍然无效，才会断然采取逐出家庭这一最后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亦可见端倪。“钱塘洪家”的家庭矛盾，史有明载；而“江宁织造”曹家，未见可证明家庭有过严重纠纷的史料。
洪昇不仅在违反封建礼教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且恶劝，可以说屡教不改。洪昇的老师规劝过洪昇，史籍上有明证：毛先舒曾作过一首《水调歌头 与洪昇》，词中写道：“君子慎微细，虚薄是浮名。子家素号学海，书籍拥专城。不在风云月露，耽搁花笺彩笔，且问十三经。屋漏本幽暗，笃敬乃生明。百年事，千古业，几宵灯。莫愁风迅雨急，鸡唱是前程。心欲小之又小，气欲敛之又敛，到候薄青冥。勿谓常谈耳，斯语可箴铭”。从这里不难看出，洪昇青春年少时，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是性格“虚薄”，心高气盛，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完全有理由被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