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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晚上他便又浑身是劲，雄心勃勃了。在明亮的电灯光下，这个房间一览无余。他们开着关于年纪的玩笑。见他的精神恢复得那么好，她便又当头给了他一棒。
“我们最好把那些该死的奶牛都卖了吧，”她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一天到晚只是沿着那条小路走来走去，从那群该死的母牛身上挤奶。”
她静静地观察着，看是否伤害了他。但他没有退缩。
她把那块擦茶杯用的湿乎乎的毛巾挂起来晾干的时候，向他这边走来。那座冷清的花园散发出来的气味从窗口飘入。那是金银花和早开的紫罗兰的气味。这天她让头发散披下来，这使他又看见或者记起她的美丽。他们亲吻着，相当热烈，因他们青春肉体回归的幻觉而感到慰藉。男人很幸运，在这种幻觉中进入了梦乡。女人躺在那张度过他们睡眠生活的床上，没能马上入睡。她抚摸着他的头，被一种感激或者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她抚摸着他的头盖骨，因为在睡梦之中，那上面的血肉似乎都消失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躺在那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喘息着。不一会儿，她也在这所房子不大稳定的框架之下进入了梦乡。这口是她用尽力气搬那块石头。这块石头十分沉重地躺在她身边，躺在那张床上。
等到天光大亮，肌肤当然已经很容易就恢复了自信。在冬天天气晴朗的日子，下午闲下来的时候，艾米·帕克常常坐在前面的门廊下，从葡萄树和一株老玫瑰的枝叶后头向外眺望。这株玫瑰真该挖掉了，它占的地方太多，也太老了。她坐在那儿，向外面张望着，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
六月的一天，一股凉风吹得青草弯下了腰。太阳淡淡的光辉还没有照到它要照射的目标之上便被驱散了。这天，开来一辆汽车，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一定被它的主人怀着自家仔仔细细地擦洗过。帕克太太压弯了一根花枝张望着，但是离得太远，她看不大清楚。这可真让人气恼。她看不清，只见一个女人眯着一双眼睛向外头瞅着，四处张望，好像是想认出什么似的。她穿着黑色裘皮外套。
“这是……你能告诉我吗？”那女人喊道，已经停住那辆小汽车。“帕克太太在这儿住吗？”
“你是哪一位？”帕克太太很谨慎地回答道。
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走出来先看个究竟。
“从前这儿住过一位帕克太太，”这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女人说。在这个她停下车来的冷僻的乡村，她的声音显得又大又孤单。
艾米·帕克心里想，这是个自己开着车到处转悠的老妇人。
“啊，是呀！住过。”她边说边在心里琢磨，清了清嗓子。
那位妇人脸色焦黄，像肥皂一样。她的声音送进艾米·帕克的耳朵里，似乎在搜寻什么。
“可是，你难道不是……”妇人说，“你不就是帕克太太吗？”
帕克太太脸红了。
“是呀，”她说。“盖奇太太，是你呀！”
“我简直认不出你了，”盖奇太太说。“你胖多了。”
“你也发福了，”帕克太太望着田野的风光说道。
她似乎很为自己看见的什么东西而高兴。
然后，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就像薄木板在半空中噼里啪啦地相互敲打一样。
“啊，真想不到，”等她们笑累之后，这位前任邮政局长说。
帕克太太望着她那张睑。这张脸颜色枯黄，表情丰富得有点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灌了液体肥皂。她看出盖奇太太现在处境很不错，希望这位邮政局长讲讲她的故事。她很快就讲了起来，边讲边用手指抚弄着她那辆小汽车镀镍的球形捏手，目光迷离，追寻着往事。
“你该记得，盖奇先生自杀之后，”她说，“我申请调离杜瑞尔盖，后来就被派到了汉滨。”
在南方那个寒冷的小镇里，水坑里冰冻得格格作响。你能听见那响声。你能看见浑黄的、长长的雨丝丽线从山谷里落下，敲打着枯黄的草。镇子里有一条街，街上有个铁匠铺，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出过一起凶杀案，不过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再役发生。办公室刷成棕色，里面堆放着许多空的煤油桶和破椅子，风把木制的门窗吹得松动了。盖奇太太站在那间棕黄色的办公室里，屋子里面一股炉灰和于墨水的气味。那墨水，除渣子以外，经常冻成冰，所以你也就不愿意往里面装墨水了。那冻了冰的墨水，你看了就觉得难受。因此，盖奇太太——她一边搓着手上的冻疮，一边听她那棕色套袖窸窸的响声——总是塞给顾客一支铅笔写字。
“我在汉滨的时候变瘦了，”女邮政局长说。“全是因为可怜的盖奇先生，他就那么死了。我神经出了问题，甚至填写那些表格也很困难。你能相信吗？有几大张邮票到哪儿去了我也说不清。最让人苦恼的是，有时候我正核对电报，就昏倒了。不过，你该知道，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而这就越发糟糕。我听得见我的铅笔在板子上跳动的声音，看得见天花板，不过觉得它老高老高。唉，许多人都不喜欢我这个毛病。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辞职了。”
盖奇太太用手帕擦了擦嘴唇。她的生活经她一讲总是活灵活现。
“到时候了，戈尔波格先生说，”她说。“要不然，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就永远听不到了。”
“戈尔波格先生？”艾米·帕克问。她两条胳膊交叉着放在胸前，就像一尊大理石塑像。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邮政局长说。“我辞职离开汉滨之后，就到斯摩尔太太那儿去了。她是我的一位表姐，住在巴兰古拉。她亲热得简直要把我吃了。冬天烧汤喝，夏天吃冻鱼。她结巴，那可怜的人，是小时候烫伤引起的。你知道，巴兰古拉是个避暑胜地，到游客太多的季节，斯摩尔太太就留一两位房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戈尔波格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他读书，还写过些诗。至少他让我看过一些，写得蛮不错。”
夏天的傍晚，防波堤上——那是一道岩石筑成的堤坝’十分陡峭，走上去需要小心翼翼——戈尔波格先生对于盖奇太太不幸的故事给予关注和同情。他听着海拍岸发出的飒飒声，看着海葵大张着的嘴巴，有时便扔给它们一只螃蟹。有时候，戈尔波格先生听到盖奇太太的丈夫的疯癫之处，便像一匹马似地扬起头，那样子好像要嘶叫似的。
“因为，当然，”她说，“我不能不告诉他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起初我没让他看那些画。那些画我用一根绳子捆着，从杜瑞尔盖带到江滨，又从汉滨带到巴兰古拉，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哦，”她说，吐了一点儿唾沫。“这些画终于能公之于世，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早晨，我们在去戈尔波格先生经常光顾的那家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一个人。看起来，戈尔波格先生跟这人很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名字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这人站在那儿跟戈尔波格先生聊了好大一会儿，眼睛却总瞅着我。微笑着，瞅着，不过是以一种贵妇人的派头。我呢，当然只能看着一家铺子。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后来，这位太太向我走过来。她穿得很高雅，抓住我的一双手，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盖奇太太！’她说。‘真是你呀！’她说。‘这阵子我心里一直纳闷呢！还有你丈夫画的那些画。这些年我一直没法忘记。’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斯瑞伯太太。盖奇先生去世那天，她正在我那儿，和你，还有另外那几个太太一起看过那些画。你肯定还记得，她那张脸有点与众不同。但你不能不承认，她很文雅。这么一来，画的事就出来了。也只能拿出来给戈尔波格先生看了。是他硬逼我拿出来的。起初，我拒绝了。最后还是同意了。”
“啊，”这位寡妇说，现在她变得容光焕发了。“你能相信吗？盖奇先生看来是位天才。尽管所有认识我丈夫这个可怜人的人都认为他很怪。唉，你是不了解我的丈夫的。”
“是不了解，”艾米·帕克说，尽管她了解。
“我很快就成了别人感兴趣的对象，”邮政局长继续说，从她的裘皮外套上拿开一样多余的什么东西。“这是由于戈尔波格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对我丈夫的油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引起的。可怜的盖奇先生如果还活着，他也会大吃一惊的。我最遗憾的就是他已经过世了。因为我看得出来，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做一点生意的。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我把那些画卖了。应该说我卖了个好价钱。都卖了，就剩下一张。因为感情的原因使我不忍心把它卖掉。因为正如戈尔波格先生说的，那是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我把这张画放在起居室的壁炉炉台上，光是装那张画的框子就值十五镑。就是画了一个女人的那张。不过，你不会记得的。她站在那儿……哦，坦白地说，她光着屁股。可是，为什么不能呢？自从知道它的价值，我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就开明了。”
“我还记得那张画，”艾米·帕克说。
“你还记得？”盖奇太太说，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你喜欢它吗？”
“不知道，”这位胖乎乎的妇人说。“我理解不了那张画。”
此刻，或者任何其他时候，动作迟钝地站在大路上，她连自己也不理解了。她不理解人们一双双眼睛，还有那个死去的男人。他看见过她吗？她简直想象不出来。那么，当时她应该爱他吗？夜晚在树木间漫步，他的双臂不再瘦得皮包骨。她觉得她不曾爱过什么人。她焦灼不安，有点害怕。
“不管怎么说，”前任助政局长说，“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家。全套现代化的设备。我刚把买电冰箱的钱付完。你怎么样，亲爱的？”她边问边惊讶地向四周张望。“跟过去一样。欧达乌德太太怎么样？”
“我说不清欧达乌德太太的情形是好是坏，”帕克太太很拘谨地说。
“嗅……”盖奇太太说。
“哦，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吵过架，”帕克太太连忙说。“不过，朋友们也有疏远的时候。”
然后，该邮政局长问孩子们的情形了。她换上一种对孩子们颇为关心的腔调。
“塞尔玛挺好，”帕克太太用很清晰的声音说。“她跟一位律师结了婚。她干得很不错。”
“还有雷。是叫雷吧？”盖奇太太问。
因为你总得问问。
“雷，”帕克太太叹了一口气，从上到下很平滑地拂了几下身上的罩衫。“雷也长大了。我想，他在做卖汽车的生意。他很快就要结婚了，跟一个挺不错的姑娘。”
“跟谁？”
“跟埃尔西·塔巴特，”帕克太太说。“她是从悉尼来的。”
“真想不到呀！”盖奇太太说。
别人过的日子听起来真是无比陌生。盖奇大大脑子里满是自己的生活。别的她已经不大相信了。现在她开始又是按又是拉小汽车门上那银光闪闪的捏手。
她说：“如果你什么时候路过德鲁戈伊，一定去我那儿看看。为了过去的友情，我见到哪个老朋友都很高兴。”
她相当有把握，帕克太太不会去她那儿，这便使这位前任邮政局长的心里平添了几分慷慨之情。帕克太太不会去看她，肯定不会。但是说来好笑，盖奇太太的邀请很让她高兴。她站在一堆石头中间，很满意地哺哺着。
恰在此时，一道傍晚清冷的光照亮了天空和盖奇太太的脸。这张险因此，同时也因为这一阵子的夸夸其谈，而更显得恬静。
“聊聊天对人总有好处，”她说。然后又大胆地补充道：“我总算快活了。”
她在一个什么玩意儿上按了一下，便坐着那辆神奇的小汽车，慢慢地从这个地方开走了。
艾米·帕克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到门廊下面。她整个下午都在等待，希望看到过去生活的见证。可是看到的只是尚未开始生活的年轻人，以及没有表情或者表情和蔼的陌生人。因为她比这些人经历长年纪大，她的气管常出问题，用鼻子呼吸很不畅通，她总是把腰板挺得很直，不听别人说话，那副样子让人看起来觉得她很凶。有人说，那位帕克太太是个脾气很坏的老家伙。
也许是，也许不是。她一直期待着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奇迹。因为没有发生，或者是发生了没有察觉，她变得特别爱发火。她常常非常生气地搔着腿，或者把脖子伸得老长，向远处悦目的景色张望着，可是因为眼神不济，当然难以看清。所以，有时候她很急躁，样子很难看。或者用往昔的回忆使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些她随心所欲摄取来的镜头，使她变得平心静气，甚至更加聪明。往事真是小圣人们创造的奇迹。
当塞尔玛·福斯迪克回来——她回来的次数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发现母亲坐在那儿（她还是一位挺能活动的妇人呢！），觉得很惊讶。
“你好吗，妈妈？”她问。
因为她自己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她便为别人的消极而气恼。自从发现文学的就力，她便常常手里拿本书，掩饰自己的懒惰。尽管她也读，还读了不少。她被伦理学迷住了。她还研究人类学。所以，她认为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很有点可疑，或者是一种得了病的征兆。她怕母亲会在进入老年之后得癌症，需要细心照顾。如果真的患了癌症，作女儿的当然得替她付钱就医，她有钱嘛。但是来这问寒枪的小屋嗅一嗅有没有偷偷潜入的疾病的气味，可就不同了。因此，塞尔玛·福斯迪克在母亲的脸上搜寻这种衰弱的症候。
“我没病，”艾米·帕克说。“我是因为喜欢，才在这儿坐一会儿的。”
她如女儿、朝她那件外套的料子和一串珍珠微笑着，觉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们碰了碰面颊。对于母亲，这是一种淡淡的快乐。她不再有那种把女儿据为己有的想头，因为已经失败了。但她确实参与了塞尔玛·福斯迪克生活的故事了。她间接地创造了这种故事，有时候便要求维护她对一些纯属自然的东西指责与忠告的权利。
“你该有个孩子了，塞尔，”有一次她说。
这位妇人——她的女儿，把脑袋转到一边，说：“我现在还不想要。这不单单是生个孩子的问题。”她耸了耸肩，生气了。
“我不懂得你说的那些事儿，”母亲朝上撇着嘴唇说。
她瞧着女儿那双手。母亲的手当然比她那双手强。她对那双像纸扇子一样合在一起搁在膝盖上面的手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她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有时候她问问女婿的情形。
“福斯迪克先生怎么样？”她问。
福斯迪克先生总是正准备和几个商人一起去钓鱼度假，要嘛就是瘘管出了毛病，有一次还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他几乎总是给岳母捎话问安，因为他生性是个讲礼貌的人。对妻子的恋情并没有使他变得粗鲁。
“我对达德利真是感激不尽，”塞尔玛·福斯迪克常说。她的眼睛甚至泪水盈盈。
如此的谦卑令人吃惊，但是她却在这种谦卑之中使自己不断地更新。她在物质方面得到的东西太多了，那些得到更多财富的途径已经没有必要，因此便把注意力转向精神方面的提高与完善。她真希望能成为某个人的牺牲品，特别是成为丈夫的牺牲品，可是他一直没能给她这样的机会，除了他清嗓子时那副样子，以及他对西洋跳棋的人迷使她有点不堪忍受之外。因为某些微妙的、她也说不清的原因，她不大可能有孩子。有时候——下午或者傍晚，她两手空空，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对于她这真是一种悲哀，直到她意识到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拿小孩怎么办。他们会把屋子弄得一塌糊涂，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则逐渐发现性的奥秘。她的身体当然还算可以，也可以说不太好。她有气喘病，这毛病人们经常记得向她问候，特别是那些对她有感激之情的人。
有时候教区长来看望他们。塞尔玛·福斯迪克给教堂捐款，但不过分鼓励牧师。因为在她那个社交活动的圈子，他并不相宜。她变得为人慷慨，而且是有意这么做的。她送的稀罕东西或者捐的钱都远远超过场面的需要，她的眼睛常为自己的行为而激动得发红。或是因为害怕，或是因为无法放纵自己，这种挥霍对于她只是成为一种必须。那是一种不为人们察觉的罪恶，就如同衣橱里藏着的杜松子酒，或者皮下注射器。到目前为、止，没有谁发现这种心灵深处的隐秘，除了她的母亲。
她最喜欢给父母亲送礼，故意送那些价格昂贵的礼物。可是买了之后，心里又微微有些懊恼。她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现在她已经学会开车了——皱着眉头，驶过那些城郊的小屋和屠宰场，进入让人惊奇的乡村。在这样的地方，她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