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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他说，朝太阳眨了眨眼睛。
显然，他的意图是不想多做解释。
“我在烧一堆垃圾。”
确实有一缕青烟正冉冉升起，还飘来一股烟味儿，几条淡淡的火舌在树枝背后摇曳。
“我的丈夫点火是一把好手，”艾米·帕克说。“我想大多数男人都有这种嗜好。一旦点起来，就站在火堆跟前，瞪着眼瞅那燃烧的火。”
她本来想从中挑点儿毛病，可是想起丈夫的优点，便作罢了。于是他们一起站在这位陌生人面前。他们在一起。她心里想，这人还像先前一样，让我捉摸不透。
“这味儿可真好闻，”菲希尔太太真诚地说。“这是冬天的气味。这儿的一切都是可爱的，简直没有穷尽。”
“你养蜂吗？”她突然向老头转过脸来问道。
那一轮火球似的落日和那小小的跳跃着的火舌在他们身上抹上一层柔和的金色。
“不养，”斯坦·帕克说。“说实话，我甚至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他看了这个女人一眼，因为觉得很奇怪她居然会向他提问。他打量着她那张皱巴巴的脸。那脸上，一双眼睛仍然很灵活。
“我真希望能养蜂，”菲希尔太太说。“我知道这事儿不大合乎道理，可是我喜欢走出去，打开蜂箱，瞧里面那些熙熙攘攘的蜜蜂。我知道它们不会加害于我，哪怕它们都飞到我的手腕上。我不怕它们，那简直是可爱的、黑色的活的金于。可是现在太迟了。”
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呀！艾米·帕克问自己。金色的火焰所表现的力量太强烈了，她感到一种折磨。不过没有理由设想斯坦把这个女人误认为火光，或者把她的说话声误听成是蜜蜂的嗡嗡声。
尽管他站在那儿微笑。
“蜜蜂养起来费事，”他说，“会得病，还会死呢！”
“这么说，你是那些人中的一位了，”菲希尔太太说。
尽管她到底怎样看他还很难说。
塞尔玛·福斯迪克把衣领竖了起来。她说：“要是总这么站在潮湿的空气里，我们也都会得病死掉的。”
那是对离她而去的人们说话时的声音，有一种甜甜的娇嗅。
说完，她便领着她的朋友走了，生怕她们此次来访最终是一次成功，而没有她的份。菲希尔太太坐在汽车里，朝窗外微笑着。她本来想说点儿什么，说点儿分手时让人难以忘怀的话，因为这是她的习惯，可又说不出口来。她那张干瘪的脸在帽子下面一动不动。真奇怪，这些蜜蜂居然带着如此的激情钻进她的脑袋。它们肯定是钻进去了，它们本来也应该做作一番，可惜不会。现在当她惊讶地望着朋友的双亲居住的这座四四方方的木头房子时，那种对于错过了的某种可能性的可怕的留恋之情咬着她的心。所有解决办法都从她心底逃遁而去了。有一次，在她解雇了的那个女仆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她在一张松木梳妆台上看见一本关于做梦的书。她如饥似渴地、很快地阅了一遍，身上戴的那些珠宝在发黄的纸张上晃荡。她想从中找出一种含义。后来却大笑一场，把那本名不副实的小册子撕了，暗自庆幸没有让那些憎恨她或者尊敬她的人看见。
现在，为了找到精确的含义，她望着老两口的脸，特别注意看老头那张脸。既因为他是个男人，又因为他那桔黄色的皮肤有一种静静的火的光辉。但是他没有看我，她心里想。她变换了一下坐的姿势，把那只戴手套的手搁在汽车的车窗上，就好像再向前挪动一下，她就会俯过身去，翻开他的眼皮。那样，他们就可以面对面地看着对方了。
可是，她被那辆汽车拉走了，穿过那堆正在熄灭的火冒出的缕缕青烟。那火是他烧垃圾点起来的。她意识到，生命只能触摸，不能融合。即使在那燃烧着的楼梯之上，他们早然不时紧紧偎依在一起，目光所能触及的也只限于眼球细微的血管。
艾米·帕克碰了碰她的丈夫。
“天很冷，”她说。“我们回去吧，斯坦。待在这儿对你的腰设好处。还有我的腿。”
她甚至喜欢把他的疼痛和自己联系起来。
“我很高兴，她们总算走了，”她说，打了个呵欠，活动了一下牙床。“你不高兴吗？不过，你那阵子还没来。她是个让人快活的女人，还说了些可笑的事情。”
客人走了之后，她沿着那条小路慢慢走着，身上穿着一件旧羊毛外套，十分舒适，还不时摩挲着她早已熟知的什么树的树皮．直到恼怒地想到她的丈夫还一直没有说话。
“她做姑娘时来过这儿，”她小心翼翼地说。“她是这么说的。住在我们这个地方什么人的家里，斯坦。”
可是丈夫又犯了他那个老毛病，不答话，也不露声色。艾米·帕克“血气”尚存，立刻爆发出来。
“不过她现在老成什么样子了，”她笑了起来。“吃烤饼时，奶油抹了一嘴。当然，她很快就擦于净了，可是已经有人看见了。”
“如果在这个地区，她就只能是住在阿姆斯特朗的家里了，”斯坦·帕克说。“你注意她的头发了吗？是红色的。”
“那是自己染红的，”艾米·帕克因为知道底里而冷冷地说。“有的女人就这么干。”
你的头脑这样简单，或者你真是这样简单吗？她问自己。因为得不到回答，便走进那幢房子。
他跟在她身后。这是他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薄暮时分，他对一切都怀着感激，对于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并不询问。夕阳火一样的余辉只剩下一线鲜红。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在那幢燃烧着的房子里，会有震颤着的竖琴和姑娘的头发。
第二十三章
那些不愿意和死神发生任何瓜葛的人，很快便对帕克老两口实行了“回避政策”。他们四处走动，就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这很可笑，他们也许连一点儿风声也没有听到。于是那让人讨厌的死神开始对失去亲人的人们挤眉弄眼了。他们甚至对这两位使他们免于尴尬地表示一番同情的老人行些善举，给他们送点小礼，给他们跑跑腿。尽管这使他们感到有点儿怪。
后来，帕克老先生从报上读到案子的调查工作开始进行，读到他儿子死了的消息。
老头光着脑袋，站在一片寒霜之中。他是出去取早晨的报纸的。刚瞥了一眼，就看见关于这个名叫雷·帕克的男人在某家夜总会被人开枪打伤肚子的报道。他已经死了。
是雷。雷死了，在这自花花的寒霜里，在这同一条细长的小路上。雷，他心里念叨着，手里拎着那张报纸，就像生出一只翅膀，扇动着。他向那条路眺望，路空空荡荡。他又读那张报纸，读关于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报道。或者向四周张望，浑身颤抖，想叫什么人过来问一问他们读没读到这个消息。
当然，除了帕克夫妇老两口，别人早就知道这个案子了。只是一有泄漏秘密的迹象，便都溜之大吉。
那天晚上，雷·帕克到比马路路面还低的住宅区。他的裤子紧紧地绷在屁股上。临死时，他块头很大，不过肌肉松弛。嘴巴肥厚，嘴角下垂着。他漫不经心地走着，在软乎乎的、灰颜色的台阶上走着。这一带他熟得就像在自己的家。那下面的屋子里，有的女人在涂脂抹粉，有的在梳头，把一团团梳下来的头发扔到灰蒙蒙的桌子下面。这已经是灯火阑珊的时分，大张着嘴巴打呵欠的人不会把嘴闭上，只能张得更大，直到你看得见他嗓子眼里闪闪发光的小舌头。谁能想到，就在这儿，在这样的时刻，发生了这桩事情。音乐在高低不平的槽沟颠簸盘旋，更明晰，也更富于个人色彩，一如锐利的手钻。
雷径直去找罗拉。这期间她跟他同居。她穿着那天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罩衫。罩衫还散发着洗衣剂的味道。不过那上面的酱油点子可是刷洗不掉了。杰克·卡赛迪在那儿。他捧着一本书，还有别的什么。他还带来一个谁也不曾认识、谁也不会认识的家伙。还有几位姑娘或是妇人。她们都拎着小手提包，都只有教名。他们已经在满满一碟子烟灰和一杯杯啤酒前坐了好一阵子了。罗拉显得神情紧张。
大伙儿又说又笑，问杰克·卡赛边关于某人因一位朋友的出卖而必然发生的那件事情。雷·帕克倚在一张桌子上，俯身向前，和罗拉说话。他心里纳闷，要是走进这个屋子，第一次看见她，他会怎样看待这个女人。也许觉得她非常讨厌。可是现在，她对于他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罗拉和雷说话的时候，把头扭向另外一个方向。因为她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跟他说话。后来，她连他们说了点什么都忘记了。
阿尔费就是这个当口进来的。他径直向雷走过去，雷刚转过身，他便令人难以置信地掏出一支手枪，向他开了一枪。死亡从来都是一点儿也不真实的。雷先是腹股沟挨了一枪。他块头很大，那样子也很可笑。接着，等雷不再感到恐惧时，雷后来说，阿尔费又朝他开了一枪，打在肚子上。他躺在地板上，望着阿尔费。阿尔费脸色煞白，就好像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他也许是因为雷向警察告密才这样干的，或者是为了他正在寻找着的别的什么理由。
不管怎么说，雷·帕克遭了枪击。他向罗拉那件罩衫里面望着。那件罩衫是用白色或者月白色缎子做的。她的肌肤就是这种颜色。特别是早晨，她就是这种颜色。她是个肌肉松软的妇人。没多久，雷·帕克就死了。在场的有这个女人，一位警察，还有一个修女。他们喂水给他喝时只湿了温他的嘴唇。他再也不能低下脑袋，啜水坑里面浑黄的水了。他再也不能扔石头溅水花玩了，甚至再也不能用那种他一直习惯使用的简洁的语言讲述事情了。他死了。
帕克老头站在路旁萋萋白草之中，从那张报上读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他弄清楚了那些人物的名字和年纪。这位名叫雷·帕克的男人是个出名的窝赃者。他在别的几个州曾经因侵入他人住宅行窃而蹲了几次监狱，不过时间都不长。他在黑势力的地盘上很有点名气。这就是帕克家的儿子。死者事实上的妻子玛丽·布莱尔——人们也叫她罗拉·布朗恩或者乔安妮·瓦里拉——提供了证词。报上说，这个女人是个女艺人。
“你在那儿于啥呢，斯坦？”艾米·帕克问道。
他没戴帽子，惹她生气。
“那么大岁数了，”她说。
“是呀，”他微笑着说。
“好了，进来吧，”她说。“鸡蛋煎好了。”
他进屋把那张报纸塞到一个很重的杉木橱柜后头。这个柜除了春天，她让他帮着挪动挪动之外，从来不动地方。于是，这张报纸就跟尘土一起待在那儿了。
然后，斯坦·帕克对妻子说：“我要去悉尼一趟，艾米，去办点事情。”
“哦，”她说。
她很高兴，也没再问什么。他一走，艾米·帕克便可以整天整天地待在自己这所房子里，翻翻抽屉，瞧那些早已忘了的玩意儿，或者瞅着那些脑袋向太阳探过去的花草。她把它们转过来，让它们再开始向着太阳旋转。这些独自一人悄俏于的事情使她得到一种慰藉。
因此，当刺刀在丈夫面颊上沙沙作响时，她只是听着没有抱怨。而吻过他那刚刮过的皮肤，用一条小链子拴好前门之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思路上来，并且很快就沉湎其中了。
斯坦·帕克被这个噩耗震动得还来不及感到悲伤，只是想和什么人谈谈。他想和儿媳妇谈谈，可是埃尔西和她的男孩正在另外一个州旅行。她跟她的父亲——一位已经退休的杂货商一起去的。那老头身体很结实。塞尔玛和她的丈夫到新西兰去了，是做一次所谓半业务性质的旅行。雷死了，斯坦·帕克在心里说。他开始想另外那个小男孩。这孩子的情形他虽然不甚了解，但知道他是雷的儿子。某种秘密遮住了那孩子的脸。终于，老头在火车上哭了一会儿。他把头转过去，对着车窗玻璃哭，对着车窗外面不长眼睛的幢幢房屋哭。他的嘴里满是涕泪和口水。
火车进城之后，他在中央车站被人们挤来挤去，推搡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对下一步该怎么办自己竟连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也许他啥也干不成。可不是，他能干啥呢？他正置身于各奔东西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老头的帽子——是顶新帽子，上面的凹痕正在消失——可是他并没有想到把它往脑后推一推。
这当儿，尽管他在人群中随意漂流，蜘橱不前，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他还是找到了自己要走的那条路，并且一直找到死鬼先前住的那条街。一个干瘪、矮小、围着帆布围裙的家伙认识雷·帕克。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老头。
于是，在这样一个天空湛蓝的早晨——寒意都被壮丽的大海吸吮而去，一条条土黄色的小巷仍然睡意蒙俄，甚至连甲虫都一动也不动——斯坦·帕克来到这条巷子，很快就被一群小孩带到他要找的那幢房子。对于这件凶杀案的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了如指掌。这似乎是第一件和他们密切相关的事情。
他们把他领上楼，在楼梯平台上便扬长而去。这些孩子们一阵风似地跑下楼梯井，扶手在他们手下燃烧。
不一会儿，一个女人走到楼梯平台的一扇门前。她站在那儿，似乎等待被人责难。老头心里想，除了雷的死讯，还有什么能把我带到这个女人这儿呢？
“这就是雷·帕克生前住的地方吗？”他问道。
“是的，”她赶快说，或者是打了个嗝儿。因为她已经流过那么多泪水。
“我是他的父亲，”老头说。
她并不高兴，反应迟钝。
“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拿出来招待你的，”她不无狡黠地说。
这天早晨，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没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光泽。她领着他，从一个周围镶着饰边的箱子旁边走过去，而且出于习惯，开始摆弄头发，拢成一束一束，或者拧成一缕一缕，头发盖住了头皮，她的指甲从头发中露了出来。
“我不想听你谈死人的事儿，”她说。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手放在脸前。“我真是听够了。要是有可喝的东西，我会给你倒一点儿，可惜没有。直到家里死了人你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朋友，他们来把你家里喝得精光。雷被打死之后，我们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
老头希望能跟这个女人说点儿什么，可是又觉得这个想法太合，因为实际上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希望能帮帮你，”他说，心里却想，自己真是在做疯狂的许诺。
“你谁也帮不了，”她说，赦免了他因这个诺言而生的责任。“人必须靠自己。这样，你至少是独立自主的。”
“这是什么花儿？”老头问。一只花盆里，胡乱地长着一株不知名的花草。
“这个？”她说。“我要知道，就算我倒霉！我弄了这么一株花，后来就喜欢上它了。”
她捋了捋鼻子。
“你还要继续待在这儿吗？”他问。
那个木头柜子上爬着一些苍蝇，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的味道。可是柜子上面还摆着一台锃亮的收音机。
“我半点儿打算也没有，”死者的妻子说。她掏出一包香烟，往嘴里塞了一支，就好像那是什么食物，然后，从鼻孔里喷出长长的两股烟。
“难道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吗？”她问。
“知道，”他以一种主观臆想的、肯定的口吻说。
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意图总像一缕青烟，被别人的力量主宰着飘荡。
“我对发生过的事情永远都不承担什么责任，”妇人说。她吞下一大口烟，又带着一种审慎和费解喷吐出来。“在老家的时候，”她说她的老家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小火车站，“我总说要做这做那。我说，我要当个歌唱家，因为我的声音很美。后来，我就能唱《美好的一天》和别的那些歌，而且调子拿得很难。我很爱艺术。我有条纯粹粉红色的连衫裙，我的姑妈沿着裙边缝了一圈玫瑰花。还有双缎子鞋。不过，当然，那儿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只有些胖娃娃在风里玩耍。夏天，你可以听见贮水罐因为天热发出的响声。还有黑夜来的火车。我常到车厢里帮着提茶倒水，把那种表面粗糙的糕点卖给旅客们。那种糕点很出名。到了夜晚，华灯齐放，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眼前，倒也很美。我看着那些旅客，谁也不知道我心里隐藏着什么。这可真妙。碰巧我自个儿也不知道。不过，年轻时候，灯光之下和陌生人待在一起，那感觉确实和平常不同。白天，当然，就只有运羊的火车，开过来开过去。那些该死的羊紧紧地挤在一起。爸爸是站长，他经常大热天跑出去，为什么事儿骂骂咧咧。夏天，你脸上总是溅着泥巴。但是夜晚星光满天。在这样的时候，什么事都会发生。也确实发生了。我跟着一位列车员上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