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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太太没有。
“啊,天哪!可怜的人哪!”欧达乌德太太哭叫着。
当她们固死者而哀痛的时候,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了。两个姑娘又变得热情而亲切。她们口袋里的东西——手绢和好心可以相互交换。她们的思想和头发也飘到一起。只有当她们精疲力竭的时候,这两个健壮的姑娘才又缩回到苍老的、好像涂了面粉似的老太太的躯壳里,并且想起自己身处何地。
她们捋了捋鼻子。女邻居的动作更大。因为她一直为她的朋友哭泣。而艾米·帕克反倒安静,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痛苦。
“现在有什么事,你就交给我吧,帕克太太,”欧达乌德太太说。“我干什么都行。如果你愿意,我去给母鸡撒一把谷子。”
“母鸡没什么要紧的,”艾米·帕克说。“你家里还有欧达乌德先生靠你照顾。再说,你总不回去,他会着急的。”
“哦,他呀!”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已经懂得了着急也于事无补的道理。他现在变得通情达理了。可怜的家伙。过去他可不是这副样子。”
然后,等她振作起精神要走的时候,在这让人伤感的友谊的光芒与花草的朦胧之中,她的这个行动看起来确实是善举。她碰了碰她的朋友,说道:“你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来看我,帕克太太。我们在一块儿聊聊过去的事情。我敢说,一定会痛痛快快地笑一场。我还养了几只小鸭子,你看了准喜欢。”
她本来又要为自己的善良,也为朋友那双眼睛哭上几声,可是竟匆匆忙忙、神气地走了。
艾米·帕克说。“好的,我哪天会去的。去喝杯茶。”
她脑海里经历着事情的全部,似乎这一切并未结束。但是,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因此,她——一个衰老而笨重的妇人,仍然两腿分开,坐在那里。这时,斯坦走了进来,她老远就看出他受折磨了,而她又不能给他以帮助。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失败了,别的还能干什么呢?”老头说。这趟旅行把他折腾得满脸皱纹。
他的脑壳看起来似乎空洞无物。
“这么晚了,”他说。
她挪动了一下,打了个寒战,故意做出傻乎乎的样于。
“要下霜了,”她小心翼翼地说。“我还没去看炉子里的火呢。”
“在我们这样的年纪,”他继续说,“居然一事无成。”
“我不明白,”他的妻子说,放下好像是用绳子编织而成的、十分粗糙的袖子。“这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什么都不明白。”
“可是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艾米。”
“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反正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
“可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甚至现在也很艰难。”
“我不理解你,斯坦,”她说,又赶快把一双手捂在嘴上。
“我这么点事你还理解不了,”老头说。
“如果我们自己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妻子说,努力把她的不幸咽回到肚里去。“那奥妙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斯坦。斯坦?斯坦?”
她不能忍受他在一片阴郁与痛苦的思索中从她身边这样逃开。于是,她开始用自己的温暖把他吸引到她的身边,就好像她还是一个较年轻的女人。当他们开始相互寻觅对方的时候,他们从眼睛的深处看到,甚至他们的失败也是必需的。
就这样,两个老人渐渐恢复了原先的样予。只是他们的骨头越发僵硬了,从受到这次打击以来,一直没有恢复。他们那块菜地还是乱糟糟的。斯坦·帕克种的冬白菜都长到了一块儿,连成模模糊糊的一片紫色,一直漫延到他的脚边。然后,它们以一种真正的壮美绽开——那金泊般的菜叶舒腰展背,在蓝色的浅盘上托出晶莹的、珍珠般的水珠。她经常到白菜地里找他。那时,他们便十分快活。他们用些平淡无奇的话和相互间的亲密来温暖自己。
在这种宁静、恬淡的心境中,艾米·帕克确实想如先前约定的那样去看看她的朋友和邻居。但是她没去。她好好的,她心里想,现出满脸的皱纹。总之,她想去,却没去。她的女儿塞尔玛给她买来一辆挺小的双轮轻便马车和一匹矮种小马。她很想坐着这辆车在田野里逛逛。这也是一种变化。她可以在膝盖上搭一条绿颜色的旧毯子。那匹小马啪哒啪哒地跑着——那是它的蹄子叩击大地和粪便落下来的声音。因此,去看欧达乌德夫妇,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可是她没去。尽管想起他们心里就暖烘烘的。她没法把他们置于脑后。他们似乎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经常浮现在她眼前。
然而,后来竟是欧达乌德太太本人出现在她的眼前。一定是在某一年的后半年,霜花已经覆盖了大地,欧达乌德太太又来了。她沿篱笆走着,就好像一直在找树枝,手里晃荡着一个线绳编织的网袋。
“帕克太太,”女邻居轻声说,然后又立刻努力提高了嗓门。“看起来,我们相互之间都把对方给忘了。这可真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不能善始善终。”
“这事怪我,”艾米·帕克低声下气地说。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日子,什么样的责怪她都可以忍受。她手搭凉篷向四周张望,所有东西的轮廓都那样和善。
“真是这样,”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直想来的,以后也还会来的。”
“是呀,”欧达乌德太太清了清嗓子说。
她晃动着手里那个网袋,那里面装着她从铺子里买的一包什么东西。
看起来她们好像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两个人都看着地上枯草的草茎。
欧达乌德太太自己就是衰草的颜色。她舔了舔嘴唇,说;“你知道,我一直生病。”
艾米·帕克很同情。太阳太温暖了,不可能不在形式上表示一下怜悯。
“在床上躺着?”她问。
“啊,”欧达乌德太太一边晃着网袋一边说,“我躺在床上干吗?除了黑夜,我从来不上床躺着。当然,有时候,如果他提出要求,下午也躺躺。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总算过去了。我的两只脚要带我出去走走。如果脚不愿意,上帝也愿意。”
“这么说,你病得不轻?”帕克太太问。
站在灰色的篱笆前面,她们的心又贴近了。
“是不轻,”欧达乌德太太说。
那个小包从晃来晃去的网袋里甩出来,落在地上。她们眼巴巴地望着。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
她们望着落在枯草上面的小包。
“不会是癌,”帕克太太说。
她觉得嗓子眼里堵得慌,那是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抗争。
“不可能,”她说,“欧达乌德太太。”
“是癌,”欧达乌德太太说。“看起来是。”
她自己满腹狐疑地张望着,看着那个小包。包躺在那儿,现在必须拣起来了。
“会有什么药的,”帕克太太一边弯下腰,一边说,“人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治癌的什么药。”
她俩都弯下了腰,手碰到一起,上面戴着金黄色的结婚戒指。她们甚至傻呵呵地碰了脑袋。
等她们直起腰,欧达乌德太太弄好帽子,装好小包,说道:“他们不会为我找到什么药的。得了这病我就完蛋了。现在我知道,它就是打算这样折磨我呢!”
可是艾米·帕克还是竭力反对。“不是的,”她说。“不可能是。”
她握住自己那双已经开始发抖的手,因为不管她对自己的朋友寄予多大的爱和同情,她自己也在经历着痛苦。她被自己那种与生命并不牢靠的关系惊呆了。
“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安安稳稳地死去,”欧达乌德太太说。“我要跟它搏斗一番,就像先前那样。”
就像她曾经拧断鸭的脖子,撂倒一个牛犊,有一次还在一口猪的脖子上捅了一刀,紧要关头又骑到猪背上,直到最后一点生命的力量从猪身上喷吐出来。她曾经释放了这生命之力,现在轮到她被宰割了。
两位妇人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吸着冷漠无情的空气,都有几分尴尬。她们不愿意分开,但又不能永远待在一起。
“我把那匹小马套到马车上送你回家,”艾米·帕克说。
人们常常拿微不足道的行为和十分重大的事实相抗衡。此外,看别人死比自己死还难。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欧达乌德太太说。“我步行来这儿也是为了溜达溜达,消遣消遣。我还这么回去。这一路上,有不少太太会趴在她们的篱笆上跟我聊天呢!现在,这段路走起来容易多了。还记得从前我们要想跟人说说心里话,或者听到别人的回答有多么困难吗?”
就这样,两个黑不溜秋的老女人,踩着松软的泥土,在清冷的阳光下一起走了一小段路,最后分手了。她们的脸色像枯黄的树叶一样。
”艾米·帕克进屋后,说:“我心里很不自在,斯坦。欧达乌德太太得癌症了。”
老头回答:“胡说。”
他的脑袋埋在报纸里,只有两个耳朵露在外面。他开始想自己青年时代的事情。一日之计在于晨,事实上,早晨几乎就是一整天。该发生的事情,早上便都发生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在默认了生命令人吃惊的短促这个事实之后,他这样问道。
“刚才,”妻子说。“她看起来病得挺重。”
她自己的皮肤有时候仍然显得容光焕发。为了看看这个奇迹还会不会发生,她从镜子旁边慢慢走过去,以便延长映像在镜子里出现的时间。可是只看到一张脸,因为她那双昏花的老眼正向内心深处张望。
这天晚上,他们在里面坐着的那间屋子对他们来说真是个谜。两人都希望对方能明白他们的处境。
后半夜,天下起雨来,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将这幢小屋包”裹在灰色的雨雾里。然后,当雨停了,浑黄的水不再在大路两旁流淌,周围的田野开始试探性地、毫无色彩地浮现出来的时候,老太太打开了喷嚏。显然她感冒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不能去看望她的邻居,而且必须保养她自己了。她围了条厚厚的黑羊毛围巾。这条围巾是她先前织的,后来竟然忘了。她喝加了洋葱的稀粥,心里总觉得自己那么可怜。
这样,她便多多少少有理由不去履行看望欧达乌德太太的诺言。尽管过些日子她当然要去,还要带点儿好吃的,汤,或者一盆好吃的小牛蹄筋。与此同时,她为人类而慨叹,特别是为女人而叹息。当黑色的、几乎是深黑色的阴影布满在水源周围,当负鼠漂亮的爪子在烟囱里发出阵阵响声的时候,夜晚是那样地悲怆。那时,对于自己无能的认识变成一种活跃的、反叛的力量,使艾米·帕克在她这幢房子里坐立不安。她变得神经紧张,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有时候大声打嗝儿。不过因为经常是一个人待在那儿,倒也无伤大雅。有一次,她甚至想到她的朋友死了以后的情形。她想象着某些细节,心里想,她要是死了,我们也用不着去谈论那些因为太糟糕或者太美好而难于启齿的事情,我们不会涉及过去的生活,也决不谈受苦的事。她总要死的,活着的人却不会平静。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天,她刚感到一阵宽慰,就被门口站着的一个小姑娘叫了过去。这孩子说,欧达乌德家要她去一趟。帕克太太认出,她是小马营·肯尼迪。她的母亲泊尔丽叶·布莱特曾经因为别的事情叫她去欧达乌德家。
“她不行了吗?”帕克太太抓着那扇来回晃荡的门问。
可是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吓得要命,拔腿就跑。她跑着,人们看得见她那两只光脚板和内裤里紧绷着的屁股;她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帕克太太没多耽搁,很快就把那匹小马套到了轻便马车上。
她赶着马车迎风而去。风是从西面刮来的,直往她颈子里灌。一股一股的大风把她吹得在那辆轻便小马车里直晃荡。她的面颊很快便显得丰满起来。风从她喉咙里直灌进去,直到她觉得自己因为这次使命而变得举足轻重。她还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妇人。在车子平稳地奔跑,或者车身突然倾斜碾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提高了勇气。看起来,她所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多的是——都可以被忽略不计了。她赶着马车奔跑着。显然,她从来没有把朋友忘到脑后,只是在等待一个以这样的机会表现她们情谊的时刻罢了。就这样,她向欧达乌德家驱车而去。一路上,那充满英雄气概的风折弯了粗壮的树。马车上的老太太真正被期望、焦急和受感动了。
她到那儿的时候,欧达乌德家刚刚进入一个坍塌破败的“新阶段”。凤摧残着房顶,刮起一块铁皮。这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响着从院子里飞过,重重地打在一头猪的屁股上,然后掉进一个水洼里——或者是从哪儿溢出来的一摊黑乎乎的脏水,像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样,惊起一群鸭子。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家禽、家畜的呱呱呱、吱吱吱的叫声,就好像出了人命案。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些。屋子周围停着几辆装配得松松垮垮的汽车和几辆根结实的单座两轮马车。小孩在玩耍,几条青灰色的狗抬起腿。房子里面则进行着另外一些活动。
帕克太太拴好马之后,进了屋。那里面已经散发出死亡和许多还活着的人体的气味。为了减轻这种气味,人们已经洒了一瓶从班加雷买的科隆香水,还烧了点什么东西,结果冒出一团烟,把这群人也给笼罩了。帕克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满腹疑虑地站在屋里,终于看见她的朋友,或者说她的躯壳,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躺在床上。
欧达乌德太太瘦成一条儿,陷在床里,正在等死。这天她可受苦了。是最受折磨的一天吗?她还不清楚。她尽管身体虚弱,但疼痛还是逼得她咬紧牙关,直到咬出血来。她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眼睛倒还挺大,精神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像是罩了一层阴云。那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了,或者说,那已经是人们生活中认不出来的那部分东西了。
在场的人有的拿她当陌生人对待,或者当已经去世的人对待。不管怎么说,灵魂已经离躯体而去。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来,我们把她扶高点儿,她又滑下去了,”有位妇人说。“扶住她,肯尼迪太太。这儿,托住她的胳肢窝。可怜的人儿,喷喷。病成这样了还挺重。”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多会儿能来?”她问。
“这又是问谁呢?”大家问,把一块钩针编织的被子放在她的下巴下面,以便托住她。
“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了,”她说。“如果我不能割断那条绳子,不到星期二我是不能回来的。不过,那个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稍稍碰一下就成,而且那样子很可爱。我从来不步行。我总是飞快地跑。”
“是说医生呢!”大伙儿说,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史密斯医生,”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布朗医生,”人们说,若是换个场合就会笑起来了。
“史密斯医生是过去那位老大夫,”一个长着黑痣的小个子女人说。她俯身向前,紧挨病人站着。因此,她看见了她的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醋栗。“这位新来的年轻大夫是布朗医生。”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些小鬃毛从猪背上一烫就掉。”
“接下去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话呢!”那个小个子女人一边悄悄地笑着轻声说,一边带着她那毫无顾忌的黑痣从人群中挤出来。
“已经派人叫布朗医生去了,欧达乌德太太。道盖特先生去‘了。医生到芬格兰顿给一位年轻太太接生去了。”一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夫人说——因为她的家族的缘故,现在成了夫人。
“我不信你的话,”欧达乌德太太说。“太太们不生孩子。她们还是懂点儿事理的。”
真让人失笑,人们心里想,唉,可怜的人儿。
“我就没孩子,”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挤了挤眼睛,以便再次睁开。“我也不是什么太太。差他妈的远了。可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少了。我总是傻呵呵的。”她叹了一口气。“就这方面说,我对生、对死都一无所知。直到死到跟前才相信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盆里泡着要洗的东西,洋铁罐里发着面,那些小猪息吮着妈妈的奶头。”
“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最不相信别人的人,”一位客人说。他坐在那儿,黄色的衣领很大,是那种硬领。
这家伙名叫库沙克,据说是从丹尼里昆来的一位什么亲戚。他还是许多年以前,从海边码头到内地经过这儿时,见过欧达乌德先生一面。最近正巧又到了这一带,而且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于是就来了。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了,而且给了他一瓶啤酒,想堵住他的嘴巴别让他讲话。可是不起作用。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