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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元朝十五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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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他们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此次治邢人选,除脱兀脱外,张耕、刘肃、赵良弼等皆汉人,故邢州之治,实为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元史?张文谦传》也记载说:他们“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口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汉法。    
    治理河南地区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元史》记载:“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河南经略司设置的意义和邢州安抚司不同。前者旨在开斥边徼,后者意在爬梳芜秽。所以他们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军事意义,但主要仍不外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习惯法。史天泽等人推行的汉法,其一是“选贤才举幕府以清其源”,即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通过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整顿。其三是调整赋税政策,减轻经济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其五是在沿边地区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屯田守边,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3)

    治理关中河南是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一如河朔。“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鼠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强梁啸聚,伺隙相攻”。元宪宗三年(1253),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8州13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诸州去戍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宣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又设置屯田,以其收入供应军食。派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先是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后又任命年轻官员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以姚枢为劝农使,督民耕植;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行部于秦州以任转漕,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同时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利;贯彻解放奴籍儒生的命令;延访耄宿,待以师友之礼。元世祖后像(选自《大汗的世纪》)数年间,先后任用杨惟中、廉希宪把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从此“关陇大治”。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皈依萨迦,南征大理大理国是以白族封建主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国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加上四川的西南部。唐朝末年,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末代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朝廷大权完全把持在权臣高祥、高和两兄弟手里。    
    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忽必烈。第二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诸王50余人和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金刚铃、金刚杵(选自《成吉思汗》)    
    元宪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在忒剌(今四川松潘)召开南征大理的军事会议。其军事总督为兀良合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进入吐蕃地区,忽必烈自率中军随之穿过吐蕃,诸王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等则率东路军由白蛮向大理趋进。由于得到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忽必烈的三路人马顺利地通过了雪域高原,又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10余万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专权的高祥、高和兄弟挟持段王爷弃城逃走,百姓献出城门,蒙军进入大理城。忽必烈命诸王守卫大理,亲自率军出龙尾关(下关),进抵赵睑。命诸将追击高祥,将其擒斩于姚州。兀良合台父子率军追击段兴智,段兴智投降,大理全境平定。忽必烈任命任时中为宣抚使,班师北还。五月,回到六盘山。    
    修建开平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10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不少汉臣纷纷建议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子聪师徒负责勘察地形,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聪和尚与谢仲温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具体负责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议: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为“开平”,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之意。当年夏天,忽必烈就将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哥理算忽必烈大张旗鼓地行施汉法,在漠南汉地的权力和势力迅速膨胀。征服大理后,他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中等营建宫城,以为驻跸之所,定名为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50里)。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这一斗争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春突然趋于激烈。据《元史》卷159《赵良弼传》记载:“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京兆、河南等地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清查)财赋。这次钩考,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阿蓝答儿等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几乎所有忽必烈藩府的旧臣都被罗织在内。由于姚枢献计献策,才使忽必烈躲过了这场灾难。


元世祖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汉治汉(4)

    宗教大辩论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400余所佛寺改为道观。与此同时,有些所谓“道教学者”又编造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宪宗四年(1254),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了一场宗教辩论会。据《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当时蒙哥派了3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也不认可,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元宪宗七年(1257)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以旁听身份参预了这次佛道大辩论。规定双方各有17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结果道家失败,如约行罚,派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道教伪经45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237区,命归佛教所有。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1)

    北归还是南下元宪宗八年(1258)秋,忽必烈的使者赶赴四川前线,向蒙哥大汗汇报了佛道大辩论的情况。蒙哥大汗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命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按原计划继续进攻鄂州。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启行。第二年五月,在小濮召开谋士会议。忽必烈根据宋子贞等人的建议,决定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作为东路军南征的旗帜。这7字方针,不仅对忽必烈东路军的顺利进军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成为忽必烈此后作战的指导方针,帮助他打败了南宋的几十万大军,最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八月,忽必烈率军渡过淮河,不久传来蒙哥去世的消息,有人建议忽必烈回师和林夺取汗位,忽必烈认为不能草率收兵,仍率主力攻克了大胜关,其汉军主将张柔父子等攻克了淮南五关中最为险要的虎头关,蒙古名将霸都鲁与淮南宋军主力决战于挂车岭,提都控印(选自《图说北京史》)    
    宋军大败南逃。忽必烈的军队抵达长江北岸,与九江隔岸相望,准备强行渡江。这时,南宋内部也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妃族兄贾似道,却大搞政治投机,公开反对迁都,坚持抗战,从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丞相兼枢密使,率10万禁军支援鄂州,扼守长江冲要。南宋将领吕文德则率军从重庆顺流而下,进援鄂州,乘夜突围入城。九月,木哥亲王送来了蒙哥大汗去世的正式讣告,并请忽必烈撤军北上,“以系天下之望”。究竟是立即北归,还是继续南下,这是当时忽必烈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赦经上《班师议》,全面分析了忽必烈的处境,提醒忽必烈应该像木哥亲王所说的那样,立即班师北还,以系天下之望。但与诸位谋士及蒙汉众将商议的结果相反,忽必烈并没有立即北归,反而加强了对鄂州城的攻势。十月,忽必烈指挥蒙军三路并进,包围鄂州。    
    和林的阿里不哥进一步加紧了夺权活动:他一面派出数路使者,通知诸王大臣会丧和林,并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一面派亲信脱里赤等到燕京一带征兵征粮,企图将忽必烈的领地控制在自己手里。郝经等再次建议忽必烈及时班师,说: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凡事应该以祖宗为念,以社稷为念,以天下苍生为念。奋发乾刚,断然班师,亟定大计,消祸于未然。如此则大宝有归,社稷安矣!当时忽必烈有10万大军屯兵鄂州城下,三面都有宋军,想做到全师而归,是相当困难的,为此,郝经为蒙军制定了周密的撤军计划。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准备撤军北归。但为了迷惑敌人,却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声称要发兵直趋南宋首都临安。贾似道大惧,立即派使者宋京求和。宋答应将长江以北划归蒙古,向蒙古称臣,每年纳贡20万两匹银绢。忽必烈立即把东路军兵权交给霸都鲁、兀良合台,令其率军撤回江北,自己则轻装简从,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日夜兼程,奔回北方。在北归途中,他进一步了解到阿里不哥企图夺权的迹象,立即遣急使到鄂州,命令霸都鲁、兀良合台立即撤围北归。同时采纳廉希宪的建议,派廉希宪去游说东道诸王领袖塔察儿等人。    
    开平称汗忽必烈北归燕京后,并没有像原来郝经建议的那样前往和林会丧、参加和林的选汗大会,而是立即解散了阿里不哥的亲信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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