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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 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
他还说，问题是不简单，杨晦（1899…1983），剧作家，文学理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长期从 事创作 、翻译和教学工作，并曾与郭沫若一起为《文汇报》编《新文艺》周刊。后去香港。建国后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到香港告诉他，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并不是 多数 。那时，我的反批评还没有发表，杨晦说的‘并不是多数’，不过是‘很少’的客气话而已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5～86页，山东友 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胡风的这段忆述，其实是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 在当时的“语境”下，有些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不过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史料价值。从这里 至 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乔冠华与胡风已存在了隔阂，而这种认识的分歧，于这对已有多年 友谊的朋友来说，不免使人感到惋惜与遗憾。
那天聚餐谈话完毕，乔冠华依然十分客气，夜深时，仍然一个人送胡风回去，他一直送到了 马路中间，俟胡风上电车才离去。在路上，乔冠华向胡风介绍了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去延 安一次，透露了在与胡乔木散步谈天时，胡乔木对周扬的工作不满，希望文艺上能打开一个 新的局面。胡风听了乔冠华的这番话，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对我的批评是为了把我的 问题解决了，大家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完全是好意”。
大概又过两三天，周而复去胡风临时借住的一家小旅馆，接他回到了乔冠华他们所 住的公寓 去住了。
潘汉年过来拜访了胡风，事先可能与乔冠华商量过，他竭力安抚胡风，希望振作起 来。
胡风没有主动去找乔冠华，而乔冠华来看胡风，与他闲谈叙旧。胡风“模糊地记得他来过两 次，一次谈到我过广州时的两句诗‘两代英雄流血地，熙熙攘攘了无痕’（‘两代英雄’指 ‘黄花岗’和‘广暴’），只有这两句没有续成。我写下夹在桌子上的书里，我不在时他来 看到了。一次谈到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者曹日昌。我不谈文艺理论问题，他当然只有放开了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 月第1版。
胡、乔两人此时还是有点隔膜的。
胡风在香港逗留时间不长。离香港前一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来看他，为他送行。两人交谈中，提到献词时，乔冠华说，一定是小胡（ 指胡乔木）写的。胡风对中央负责人了解不多，自然以为乔冠华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握手告别时，胡风对乔冠华说，“以后大概见面的机会少了……”乔冠华似乎皱一下眉 头，立 即做出一个不以为然的抱歉的表情，意思是，革命胜利了，何至于连朋友都不见面呢？胡风 的本意却是说，革命胜利后，乔的工作一定会更忙，两人工作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 见面了。而乔冠华将胡风的话误解为，两人发生了争论，他不想再见到胡风了，所以才会流 露出这样的表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发布了二十三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 召 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 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当即受到了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其时居留在香港的各民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有三四百人，他们都将离港进入解放区。根 据中央的指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夫、连贯、夏衍和乔冠华等，经过 仔细研究，为了不引起人注意，决定采取分批护送，并派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
乔冠华参加了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许多筹划工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 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 、沈体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柳亚子、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 、王芸生、曹禺、黄炎培、盛丕华等众多人士，都安全抵达解放区。
这时，后来成为乔冠华岳父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香港。他是1949年在北平参加国 共谈判，因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决 定不回南京，而去香港的。章士钊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前，于当 年8月启程离港。
和章士钊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乔冠华带队的。章士钊经历丰富，见多识广， 对年轻有为的乔冠华评价很高，认为他很有才华；乔冠华也很尊重年高德昭的章士钊。
他们是搭乘苏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赴北京的。踏上轮船，大家心情十分激动 目的地是即将建国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
船上满载着浪漫的观乐气氛，彼此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正迈向光明的时代，即将投身无 限美好的新中国。
启程那天，日丽天和，风平浪静，黄昏时大家不约而集，在甲板上欣赏那金碧辉煌的满天霞 光，浩淼无边的旷阔海景，谈笑风生。晚上还在船厅里举行了联欢会。旅途中，大家的情绪 都很亢奋，乔冠华的话特别多，而人们也很愿意倾听他的高谈阔论。
登陆后，乔冠华一行直奔北平。那时神州大陆经过多年的漫天战火，满目疮痍，他们一路乘 敞篷车，住骡马店，坐战巍巍气咻咻破旧火车，时走时停，不断给南下的兵车让路。然而， 他们一直是快乐和兴奋的，因为大家是行进在解放了的大地上。
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1）
由乔冠华带队并护送的民主人士于1949年9月顺利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多党派、团 体、无党派人士及特邀代表共六百多人。会议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国都 、国歌、国旗，还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 已经战胜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
开辟 了一个新时代。
10月1日下午，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盛典。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亲自升起了 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 政府，并愿与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的外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新中国从诞生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一条中规定，中国实行的人 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 外交所服务的总目标。基于新中国诞生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 矛盾带有根本的性质，因此一开始就强调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称之为“ 一边倒”。同时又制定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另起炉灶”的方针。“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内和对外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 系和怎样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的问题。
此处内容参阅谢盖显主编：《中国当代外 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关于旧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一般的国际贯例是，当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时，新政 府继承旧政府与别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国际关系而言。然而旧中国与西 方列强的关系根本不是正常的平等关系。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历史中，西方列强通过不平 等条约给旧中国加上了种种所谓“国际义务”。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各主 要西方大国曾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新约”以 取代旧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战争环境以及旧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 特权远未得到彻底肃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显然，对 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全盘继承，将不利于新中国以全新姿态登上国际关系舞台。因此， 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了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即新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 同各国旧有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将这项 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开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急需大批外交人才。对于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从本质上说，外交同军队一样，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为了 造成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新中国独立 自主 对外政策的需要出发，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 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建设》，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版 。
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 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那么，这些外交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是原来在解放军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 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 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如李克农、章汉夫、张闻天、王稼祥、王炳南、伍修权、乔冠华、 宦乡、柯柏年、龚澎、陈家康、龚普生、章文晋、张颖等；二是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 工作的同志，如韩念龙、符浩、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王勋平、谭希林、陈权亮、 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等；三是从文化界和其 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 ，如夏衍、戈宝权等；四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 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新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来亲自执掌帅印，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副 部长是李克农、王稼祥、章汉夫。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 兼任），同时代行亚洲司司长职务（夏衍曾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但当时在上海任市委宣传 部部长，因陈毅市长极力挽留未去外交部到任），龚澎出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 长，与乔冠华成为一对典型的外交伉俪。
当时外交部汇集了从中央部委、军队和地方抽调的外交英才，10月5日，乔冠华随着各路英 豪齐聚在北京外交部街33号那幢德园式的建筑里。
这就是原“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老楼，建国之初，一切因陋就简，几次考虑，最后选 择在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办公楼坐落在外交部街。在外人看来，名曰一条街，实际上是东单大街上一条典型 的北京胡同。这条小胡同的一左一右并排着都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小胡同，看不出有什么区 别，而惟独这条有外交部的胡同，称之为外交部街，而不称外交部胡同。这里原称石大夫胡 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动工修建了这 所土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东楼）。这座贵宾楼建成以后，并没有迎来德国客人，也没再 发挥它接待外宾的作用。不久便被启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称“外务部”（即外 交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这一古老的建筑，经过简单维修，便被征用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11月8日，在这里召 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祝贺外交部的成立 ，接着对在座的一百多位外交干部作了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讲话。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开大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 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和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外 语 学校的同志主要地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然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 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 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 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经验的，但 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 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 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觉到 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周恩来转过话题，接着又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 谊。我们在斗争阵营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 的 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 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关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概括地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 是斗争。 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 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 在个别问题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外交人员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我们在外 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 。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要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 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在讲话中，周恩来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部传统，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设想，他说，苏联的 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多年来 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 因此，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 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关于如何对待各国前驻华使领馆问题，周恩来重申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他说；
“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 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对待，享受法律的保护。”关于处理涉外事故，要讲政策，不要感情用事，要重视调查研究，周恩来指出：“碰 到涉外事故，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 ，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多思考 ，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作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