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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 行赫鲁晓 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 领导、控制与被控 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 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 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 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 策纲领， 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 联共产党、苏联人 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 治局 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 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参 加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10周年活动。10月 2日，他 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 击金门、马祖给苏 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 布支持蒋 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 武 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 之，他教训 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 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 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 斗 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 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 美 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 ，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 严 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 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 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缺点和 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 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 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 。其时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 59年4月14日开始，“《人 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 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 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 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 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 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 定。”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卷），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
在他的印象中，他 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的主要负 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吴冷西、姚溱、熊复、 邓力群、胡绳、许 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一起。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 北戴河去，在 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 为《答复书》。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 的乔冠华 、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 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 就慢慢形成 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 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 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 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 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 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 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 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 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 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 有 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 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 等主要人 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 高乐讲过什么话。 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 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 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 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 据，针对 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 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 、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 工作，因为他们同 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 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 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 摘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03 页。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协商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 一副其乐融 融的工作氛围。
196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 十月革命节的活 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 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 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 信。此信写 于11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 ，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 对他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 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24页。
但中国方 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 锐的争论”。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6页。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 平为副团长， 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 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 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 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 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 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 拉开了辩论 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 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 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 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 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 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 立场的攻击”。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 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 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 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 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 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 5年版，第78页。
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2）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 论战。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 成了分别 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但在中苏之 间 ，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年快要过 去 ，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 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 的浪潮，并波及中国时，公开论战终 于不可避免。中共除了在有关
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 民日报 》 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批驳所谓 的 各种修正主 义的观点，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这样重要 的 文章一共发表了7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 亚 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 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 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 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乔冠华参与了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发表讲话， 他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 始的7年 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是这样，后来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发展。苏共 “22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争论推向新高潮， 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 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 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 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 、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 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 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 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 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是：“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 讨论修改，然后 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 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 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 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 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 到1963年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 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 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 这个班子就散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 版，第540～541页。
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 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率领的， 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 后方要密切配合，决 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 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8页。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 动。7月14 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 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 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 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 ，首次公 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 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 阵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 行指责。 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 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 篇声明， 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 ，“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