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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 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 ，但分寸把握得好 ，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 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 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 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 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 表情都很夸张：“热烈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 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 ，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 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 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 这在耿飙任驻 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 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 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 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 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 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 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 尽快赴任，最好在 10日就去。”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 是： 加强 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 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 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 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 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 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 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 样一致， 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 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 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 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 字。……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 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 建了一万 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 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 来说， 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 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 我撇开个 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 反而助长 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 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 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 飚，你胆 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 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 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 事整我。
《耿飙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242－247页
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2）
1969年10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 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周恩来首先讲到，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 ，他宣布了经 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 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 成文。代表团成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 ，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 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 的王荩卿以及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马叙生等。军 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
主管边防的 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据柴成文后来回忆，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 两国总理 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 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 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 严 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 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 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 ，对于他们这 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 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 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 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
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说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 是姬鹏飞 、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抓的。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 以赴 进行准 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 军参谋长马特 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 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 ，我国外交部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 ，柴成文曾 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 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 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 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页。
果然，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 8日致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 ，拒不讨论，甚至根本 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自从代表团成立以后，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 乎每天都找。 这些内部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 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 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由于那时国内的形势在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 。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夺权 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国的外交工 作。所以，他每次谈话的内 容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 什么用？ 不能开这个头。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攻下去。乔冠华就在谈判中 列举中苏总理机场会 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讯，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 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 工作人员向我们代表团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不过，尽管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就此中止谈判。在中方的一再坚持 下，苏方 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先就“临时措施”问题进行商谈。
然而，当双方开始讨论“临时措施”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椐柴成文回忆说：在谈判中，苏方“开 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 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 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0页。
在 中国提出的“临时措施”中，有一条是要求“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在两 国总理机场会晤时，双方也确实讨论过这一条。周恩来当时的看法是：争议地区就是 1964年中苏边界 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柯西金则认为：“ 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区。”两国总理的说法虽稍有不同， 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都承认确实存在 着“争议地区”。正因为如此，中方十分不满，认为 苏方的立场从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时倒退了。
尽管从1969年10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解决边 界问题，但两国毕竟有了一个对话与联系的 渠道；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起到了 防止两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 边境地区发生的 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双方在边境地 区剑拔 弩张、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也有所缓和，再也没有发生像珍宝岛那样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 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
乔冠华除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之外，还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撰写了不 少有关国 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0”声明最为有名。他的这些极其雄 辩的文字，常常能让 对手折服，而使朋友得到鼓舞。
1970年5月，毛泽东针对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竟欲称霸全球的 企图，提出中 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 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 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想法 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 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 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同志，写了一稿又一稿，呈送毛泽东阅后仍觉得不 满 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重新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图， 要求他尽 快写出。
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关起门来，边饮茅台边构思。几个小时 过去了， 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
过后，乔冠华又边喝酒，边看稿子，字斟句酌，从逻辑结构、行文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 方面进行 认真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泽东名义向全世界发 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 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 的稿子装进公文包，乘车直奔周总理办公 室。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 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 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
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 了几处， 请他们看一下。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 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 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 。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21 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