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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活力的。
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悲伤和痛苦都
是为了德国——到目前为止我仍不禁感到，德国是个年轻而可爱的国家——正处在
青春期——犯了青春期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普鲁士军官”的故事和
其它地方都提到过。从他现存的，发自恰斯汉姆的其它信件中，没有进一步表露出
这种“为德国而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感。同样，在另一方面，这些信件也没有显
示出任何强烈的亲英倾向。劳伦斯的态度在四年的战争及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
么根本的改变。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悲伤绝望之中，他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开始
痛恨战争本身，他觉得，从根本上说，双方都不对。但是，正如他后来在《袋鼠》
中描述一个名叫苏墨斯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战争，他
所决不能同意的是这次战争的全部精神是那种匪帮精神”——那种横行霸道的行径、
奴役别人的观点和个人“独立人格”的丧失。搬到恰斯汉姆后不久（1914 年9 月
5日），劳伦斯对平克说，出于一种对战争“纯粹的愤慨”，他开始写关于托马斯·
哈代的那本书，10 月间他写给哈利耶特·门罗的信中说，他认为“把自己白送给
一颗德国枪子的儿戏太不值得了”。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战争使他“感到十分
恍惚”，并说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从德国透露出来的消息，以激烈而
热情的言词谈到冯·里奇索芬的年轻的军官朋友们，他在战争初期就为国捐躯。也
有消息传来说弗丽达父亲久病不愈。
那年秋天，劳伦斯也因病感到不适，并仍以一种恋乡之情思念着意大利。
艾米·罗威尔知道了恰斯汉姆的情况，希望劳伦斯不久能离开白金汉郡。返回
波斯顿后，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她认为劳伦斯是患了“肺病，那小屋很潮
湿，而且一定冷得可怕”。她觉得他假如到不了意大利，至少应该在冬季去伦敦。
她怕送钱他不会收，她要送他一架打字机。10 月16 日他高兴地回信说：
关于打字机一事，使我乐得像酒醉了一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
会把它当作宝石般珍爱的。我总是说世界上我唯一的一点财产是一块银表——的确
如此。现在我的王国是一架打字机：我是个有财产的人了。
我感到惶恐，生怕我会招致什么新的麻烦和责任。……在同一邮局我收到了一
张50 英镑的支票，是皇家文学基金的补助。这件事使我烦恼，从他们微薄的周济
中是享受不到乐趣的。我若能行的话，我一定会把支票贴回到那些老家伙的鼻子上
去，那些无事业心、无斗志的作家。但我不能……不要将我与济兹和雪莱一同放在保
险箱里。那样，我就会像耶稣的信徒看到耶稣变容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但查尔伦
把我渡回英伦时，我很想认识一下柯勒律治。
他还感谢艾米·罗威尔为他探望了肯纳利，“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还活着，
就不要求他再为我们出版什么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他确实很好，
问问他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好吗？其它没有什么了。”同时，他说“不久，达克沃
尔斯将出版我的一本短篇集，它将叫《普鲁士军官及其他故事》，因为此书的第一
篇是《荣誉和武装》。顺便告诉你，这篇故事已转卖给了美国的《大都会杂志》？”。
他还提到了自然景色，一些消息及他自己的面貌：“这儿正处于一个美丽而朦胧的
秋天，灰兰色的天空和变化迟缓的残茬和矮矮的灌木丛。但我面容憔悴，留起了红
须，我就像灌木丛中的一个生灵一般，任凭这树丛生长并将我覆盖。哦，我的天哪，
今年秋天我极其痛苦，确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形象。”这一次他留蓄了
他的胡须。
一个月以后（11 月18 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到了那架打字机
——由拉康尼亚船上的一位侍者从大洋彼岸捎来，再从利物浦转寄到这里——使得
他“像一壶煮沸的水，快乐异常”。
他在10 月份的一封信中告诉爱德华·加纳特，他和弗丽达“几乎不再争吵了”，
但根据莫里所言，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的争吵
常常是有益无害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表现。在内心深处劳伦斯和弗丽
达是彼此分不开的一体。但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剧烈，并时常带有戏剧性，他们
互相谩骂，并时不时地以砸瓶摔罐来助威。那些写回忆录的作者就往往会回忆起这
种激烈的场面，而忽略了那种为时更长的，有时也许是索然无味的宁静、甜蜜和欢
乐场面。劳伦斯的粗暴与他的温雅一样闻名，但据人们的记忆和记者的报导，情况
好像不是这样。当弗丽达和劳伦斯初交时，劳伦斯的温柔使她感到吃惊，有一次，
弗丽达的头撞到了窗台上，“劳伦斯对她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同情和温存”，以前从
没有一个人对她如此温柔过。应该是最理解劳伦斯的弗丽达在他去世以后说，劳伦
斯和她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以求得某种真理；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又是
一种美妙的生活……不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那种维
系，无法改变时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妙。
1914 年，劳伦斯与柯特连斯基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这个俄罗斯人经常去塞
沃德街拜访他和弗丽达，在他们搬到恰斯汉姆后，他更成了他们的常客。
12 月初，劳伦斯从恰斯汉姆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私人信给柯特连斯基，信中
谈到了他对弗丽达的不友好态度：“你不应轻视她，在女性身上还有一种你所看不
到的品质，因此你不能对它正确地进行估价。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与
男人性别不同的人。她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此你还懂得太少。
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几天后，在柯特连斯基帮助他写的，有关
托马斯·哈代的文章手稿的注解时，劳伦斯说，“弗丽达朝你挥着她的拳头呢”。
不论柯特连斯基怎样看待劳伦斯对他的分析，看来，他不会接受弗丽达对他的任何
看法。
在一封12 月18 日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一则插曲，它是一
出令人发笑的短剧，它是有关弗丽达和欧内斯特·威克列的：
我们在中部访问我的友人，弗丽达则去探望她的丈夫。他的言行是一种十足的
杂耍场式的表演。这是一次突然的访问。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常常欢喜模彷大
人的样子，我们把一条废弃的炉前地毯放在手推车上，我妹妹坐在那里面“感到十
分自在”。她总是扮作劳逊夫人，我是“马奇本克斯先生”，拄着拐杖去拜访，我
妹妹和我一直认为这很可笑。所以，那时弗丽达灵机一动也向房东称她自己是“劳
逊夫人”。
“你”这位前夫说着倒退了几步——“我但愿永远不再见到你。”弗丽达：
“是——我知道。”前夫：“你在这个城市里干什么？”弗丽达：“我来看看孩子
们和你。”前夫：“你在这人人都认识你的地方露面，不觉得害羞吗？你不觉得最
普通的妓女也要比你好吗？”弗丽达：“哦，不。”前夫：“你是要想使我无地自
容吗，你这个女人？难道我连一块安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吗？”弗丽达：“你知道，
我得跟你谈谈孩子们的事。”前夫：“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不想见你。”接着
他们的谈话发展到了粗鲁漫骂——部分内容如下：
前夫：“如果你一定要出走，为什么不跟一位绅士走呢？”弗丽达：“他是一
个伟人。”又是一些粗鲁的谩骂。
前夫：“你不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吗？”弗丽达：“哦，不。”“又是
一阵谩骂，然后弗丽达离去了。她没再坚持要见她的孩子。
前夫：“你可知道，如果你企图干涉这些孩子的话，我的律师可下令有关逮捕
你。”弗丽达：“我不在乎。”如果说此事拖了三年还不算太痛苦的话，我倒认为
这是十分可笑的了。
这位前夫是法国文学教授，一位莫泊桑的崇拜者，他曾在德国和巴黎生活过，
他认为他是世界文化的姣姣者。但可怜的弗丽达却见不到她的孩子们。——我简直
是一字不漏地把对话全部告诉了你。
大约在这段时间，劳伦斯一直在阅读凯瑟琳·L。简纳写的《基督的象征》，这
本书对劳伦斯写给高登·堪贝尔的一封长信影响很大。（全部内容收集在劳伦斯《
书信集》中）。劳伦斯读完了莫里对堪贝尔小说的热情介绍之后，他为其主人翁自
杀未遂的行为表示失望：
如果你要写一本有关自我主义的巨著——我认为你可能会的，——看在上帝份
上，请给我们写写自我主义的死亡，而不是那个罪人的死亡。俄国、德国、瑞典和
意大利的文学中除了表现自我主义者自我毁灭的荣耀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在阿
孜巴什夫、德阿农齐奥、斯特林伯格流派以及德国的曼恩兄弟之后，自我主义者作
为十字架上的一个神圣形象，饱含着眼泪、爱和崇敬，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倒胃口了。
劳伦斯接着说“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伟大著作就是《乔布之书》，乔布
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自我主义者”。接着劳伦斯讨论各种各类宗教，指出了一些
象征，表明他对耶稣复活的信奉，是他终身坚守的信仰。
我现在理解你向往西方的那种热情，这是一种毁灭你自我的热情，是在你躯体
的毁灭中，对你自己的意志的胜利的感知。但在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是向
往东方的基督、穆罕穆德、印度等等所有的一切。
我想你应当设法去掌握——不要因我的语调而生气——凯系特人的象征主义在
它兴盛时期所创的完美的整体。我们都是这样一些愚蠢的自我主义者，我们看到的
象征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些我们在处理那些旧的象征时显得
苍白无力：就像叶芝一样。
旧的象征的第一个字都试图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若不纵观
全文，它们是难以被人读懂的。所以你们今天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是处于一种包含着
一部分伟大的幻觉象征的混乱之中，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是一种包含着一部分伟大
的宗教幻觉象征的混乱状态。
耶稣受难和基督仅仅是一些象征而已，这些象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像我一样
历尽了人生的苦难。如果以我为例，它们意味着我灵魂历程中的瞬间。
但它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能通过全部过程来确定它的存在。假如我不
承认有圣父和天使的教会阶级组织，我就不承认基督，也不承认耶酥受难的事实。
要理解它的全部涵义是很必要的。我终于掌握了中世纪教会试图解释的内容。
对我来说，拉丁文形式的解释是极其自然的。而对你来说，应该用凯尔特式的解释。
我认为凯尔特象征的全部内容和伟大的构思言辞是深奥而永远无法探测的。但它一
定是和拉丁文的解释相符合的。
但基督教现在在教导我们，在耶稣受难以后，经历了坟墓的黑暗之后，我们的
肉体将重新站起，你，我，就象我们今天一样在肉体上复活了。像乔布一样感恩于
这位圣父，分享他权力的荣耀。
使用这些陈旧的术语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像伪善之言。但只要有人
能掌握它，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真理，那么，这对他自己的历史，对伟大的幻象，
对世界最伟大时期的伟大概念都将是真实的，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样它被更新了。
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在联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寻
找凯尔特人的完整幻象，而把它与爱尔兰混为一谈。比阿特丽斯差不多已上了路子，
但她不知道她在寻求什么。所以，她是过于人性化了，也就是说她把她所采用的象
征体主观化了，因而将它们的本意改变了：把它们看作为她自己的自我之表露，而
不是将它们当作传达那伟大整体的言辞。在这个整体中，她的自我仅仅是一种产物，
正像圣子是圣父的产物一样。
1914 年在加农家的圣诞节晚会上，莫里和凯瑟琳以委婉的语言宣布他们不久
后将分道扬镳。晚餐无精打采地开始了，主人也十分消沉（吉尔伯特·加农几年后
由于狂妄自大而一蹶不振）。他坐在客人们面前，一筹莫展，他和他们——那些波
希米亚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都无法把一只烤乳猪分解开来，但有一种活动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参加，那就是在一些短剧中作即兴表演：他们立刻扮演起来了，
一边还在大喝大饮。当柯特连斯基缠住莫里要他演“一出戏中之戏”时，莫里和凯
瑟琳把他们之间的不和真实地演了出来，（这事发生在心理治疗之前）。那个年轻
英俊而有病的戈特勒则扮演“另一个男人”，快到剧终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脱
离了原来的剧情，不愿扮演与莫里重归于好的一幕：她坚持要和戈特勒在一起。劳
伦斯出来批评此剧，并把莫里拉到一边说：“你瞎了吗？如果没瞎，你怎么敢暴露
自己？”莫里——曼斯菲尔德——戈特勒在这出短剧中的三角关系就是劳伦斯大约
在一年以后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虚构性结尾的有趣预示：书中的那个人部分地取
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后来离开了那个部分取材于莫里的男人，跟另一个取
材于戈特幼的男人走了。
就在这一时期，劳伦斯正在考虑把这三个人吸收为他想建立的一个名叫拉纳尼
姆的乌托邦公民，这个乌托邦的名字显然是来源于一首希伯莱歌谣。
这个凄惨的圣诞节并没有使他消沉。他考虑了大约20 个能参加他的乌托邦的
人。他于1915 年1 月18 日在写给威廉·霍普金的信中说：作为一项计划，“为
逃避这个充满战争和贫困的世界而开辟一小块聚居地，那里将没有金钱，只根据生
活的基本需要实行一种共产主义，一种真正的礼仪”。它将是“一种社团……并建
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其成员都心怀善良而没有邪恶”。这是一个理想的无政
府主义者的社团的蓝图。虽然，劳伦斯很可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
但是拉纳尼姆注定是要失败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收集了一些有关岛屿的实
际情况，开始向劳伦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知道她在讥笑他，便陷入了沉默。
1 月5 日，在劳伦斯离开恰斯汉姆的两个星期之前，他写信给麦克列奥德说，
他“仍在修改《虹》——在此书上化了不少功夫。我已经写了三百页，这是我的一
种新的式样，你得去接受它。”这段话说明，他对他自己作品变化的认识是非常透
彻的。他很想送一本《普鲁士军官》给麦克里奥德，“可是，那些自称是朋友的小
偷把复本都拿走了，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书，而我则因为战争而生活穷困”。
劳伦斯告诉麦克里奥德，他“担心麦休恩接到《虹》时，会认为这是一个被人
暗中偷换过后硬塞给他的假货。因为，它与我的其它作品不同。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我认为我的羽毛终于丰满了”，他还责备了麦克里奥德，因为他竟考虑要去应征入
伍。“我痛恨并厌恶战争，因为战争只是为了那些对新生活无所企求的人而进行的。
它们全错了，全是一些傻瓜，是弥天大错。
为什么它还不终止？”当劳伦斯要离开恰斯汉姆时，她于1915 年1 月18 日
写信给威廉·霍普金。
我们又整装待发——不是去意大利，真可惜！——而是去苏萨克斯的一处美丽
的地方——普尔巴勃·格雷特汉姆，这就是我的地址，那是梅奈尔家的住处。你认
识艾丽丝·梅奈尔吧，天主教女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的救星。
她父亲在格雷特汉姆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农庄，并给他的每个孩子一幢小屋。
现在，凡尔拉将属于她的那幢房子借给了我们。我认为那是一幢挺大的房子，
在我这样倒运的时候这一切算是很好的了，那儿也很方便……它位于离小汉普顿海
边不远的地方。
劳伦斯于2 月2 日从格雷特汉姆写信给康贝尔，在那里他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的
小屋既漂亮又舒适；他谈及大卫·加纳特在伦敦介绍给他的新朋友：
“昨天，奥托琳娜·莫瑞尔来到这里——她将要把那位哲学数学家伯特伦·拉
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
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