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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叫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叫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然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的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贴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闹热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红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象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它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空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病似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汽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论，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汽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应征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的痛苦经历。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个府卧撑就累得气喘嘘嘘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汽熏润，我的脸色看起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 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这是你的幸运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都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被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它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吓吓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它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0 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上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叫“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争中被大炮震落在眉公河里，被眉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念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霄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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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的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什么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死亡的丧钟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是我的婚姻大事二是我上前线的事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并不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的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高大又严历，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驳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十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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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我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象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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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 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都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夹背的难受，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我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象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操，你狗日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十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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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