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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特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大声问：“斯尼德先生，你为这件案子作证收了多少钱？”
斯尼德的律师本以为问题会是“你收了钱吗？”而不是“你收了多少？”斯尼德排练过的回答是个简单的“没有”。然而他对这一仍在房间里回荡的问题还是始料不及，因此无法迅速做出反应。犹豫使他丧失了自信。他几乎喘着粗气用惊骇的目光望着哈克；后者也觉得头皮发麻、眼睛发黑。
他们警告过斯尼德，说奥里列先生一直没闲着，似乎早已掌握了一些情况。在接下来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几秒钟里，奥里列面带不悦地望着他，然后将头侧向一边，拿起了几页文件。
“行，斯尼德先生，我知道你收了钱。多少？”
斯尼德使劲地捏着指关节，额头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哦，我，呢，没有——”
“我说斯尼德先生，你上个月有没有买过一辆兰骑罗弗牌汽车？”
“嗯，是的，事实上——”
“你还在棕榈大街租了一套公寓房？”
“是的。”
“你刚刚从罗马度假回来，是吗？”
“是的。”
他什么都知道。费伦家属的律师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巴不得有个地洞能钻下去，好避开飞来的子弹。
“那么你收了多少钱？”内特恼怒地问，“别忘了你宣过誓。”
“50万。”斯尼德脱口而出。内特不敢相信地看了看他，嘴巴不知不觉地咧开了。就连法庭记录员也一时呆住了。
有几个费伦家属的律师轻轻地吐了口气。虽然局面很惨，但毕竟还没到血淋淋的地步。要是受了惊吓的斯尼德把500万全都供认出来，那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但这种宽慰十分有限。眼下，付给证人50万美元的事实对他们已经是致命的打击了。
内特翻着卷宗，似乎在寻找某份文件。斯尼德的话还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回响着。
“我的理解是你已经拿到了这笔钱，对吗？”内特问。
不知道该撒谎呢还是照实说，斯尼德光说了个：“是”。
内特凭直觉问道：“现在是50万，以后还有多少？”
急于撒谎的斯尼德回答说：“没有了。”这是个很随意的否认，倒显得比较可信。另外几个律师终于喘出了粗气。
“你肯定吗？”内特问。他在试探。只要他愿意，他还可以问斯尼德是否犯有盗墓罪。
这次斯尼德没有松口：“我当然能肯定。”他做出忿忿然的样了，使回答貌似可信。
“谁付你这笔钱？”
“费伦家属继承人的律师。”
“谁签的支票？”
“是一家银行寄来的，有保付的签名。”
“是不是你坚持他们付给你钱？”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是你去找他们的，还是他们来找你的？”
“我去找他们的。”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们？”
看来他们的对话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桌子那头的律师们都松了口气。他们开始作笔记。
斯尼德跷起腿，皱眉颦额地对着摄像机镜头：“因为费伦先生临死前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他神志不正常。”
“有多久？”
“整天都这样。”
“他一醒来就不正常了？”
“我喂他早饭时他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叫你什么？”
“他只对我哼哼。”
内特用手撑着脑袋，不再理会手边的那些文件。这是一场格斗式的较量，他很乐于奉陪。他清楚自己的意图，但可怜的斯尼德却不知道。
“你看见他跳楼的？”
“是的。”
“从空中往下掉？”
“是的。”
“摔在地上？”
“是的。”
“当三个精神病医生对他做精神鉴定时，你在他身边吗？”
“在。”
“是下午的两点半，对吗？”
“对！”
“但他整天都神志不正常，是吗？”
“恐怕是这样。”
“你为费伦先生工作了多久？”
“30年。”
“你对他的一切都很了解，是吗？”
“没有再比我了解他的人了。”
“那么你也认识他的律师斯塔福德先生了？”
“是的，我见过他很多次，”
“费伦先生信任斯塔福德先生吗？”
“也许吧。”
“我以为你对什么事都很了解。”
“我肯定他对斯塔福德先生很信任。”
“做精神鉴定时斯塔福德先生就坐在他的身边？”
“是的。”
“依你看，在整个鉴定过程中费伦先生的神志如何？”
“他的神志很不健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肯定吗？”
“我肯定。”
“你告诉谁了？”
“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我会被解雇的。守口如瓶也是我的职责之一。这叫谨慎。”
“你知道费伦先生将签署一份分配财产的遗嘱，但同时又知道他的神志不健全，可你却没有告诉他的律师，一个他所信任的人？”
“这不是我的职责。”
“费伦先生会解雇你？”
“立刻解雇。”
“那么他跳楼以后呢？你告诉谁了？”
“谁也没告诉。”
“为什么？”
斯尼德吸了一口气，重新架起二郎腿。他觉得自己招架得还不错。
“这关系到个人的隐私。”他神情严肃地说，“我认为我和费伦的关系是很亲密的。”
“可现在不是了，因为有人给了你50万美元，对吗？”
斯尼德一时语塞，内特没给他机会：“你不仅出卖证词，还出卖了你同费伦先生的亲密关系。是这样吗，斯尼德先生？”
“我是想纠正谬误。”
“真是高尚。如果他们不给你钱，你还会纠正吗？”
斯尼德好不容易迸出一个打颤的“会”字。内特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朝律师们一张张部分被遮掩的脸扫去，然后又冲着斯尼德一阵大笑。他站起来走到长桌的尽头，心里好不得意。
“真叫人受不了。”他说完又坐了下去。
他瞟了一眼手里的记录，继续问道：“费伦先生12月9日去世，他的遗嘱是12月7日宣读的。在这期间，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签遗嘱时神志不正常？”
“这不是我的分内事。”
“他看过精神病医生吗？”
“据我所知没有。”
“他接受过心理咨询吗？”
“据我所知没有。”
“你有没有建议他去找心理方面的帮助？”
“这不关我的事。”
“要是你发现他躺在地上发病，你会提出他需要治疗的建议吗？”
“我当然会的。”
“要是你发现他咳出血来，你会告诉别人吗？”
“会的。”
内特有一份两英寸厚的备忘录，里面记录着费伦先生所拥有的公司。他随手翻到一页，问斯尼德是否知道西昂钻井公司，斯尼德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但没有想起来。他头脑里装了太多新的信息。代尔斯塔通讯公司？斯尼德又苦思冥想了半天，还是没有任何联想。
内特提到的第五家公司总算引起了他一点模糊的回忆。斯尼德神气活现地告诉律师说他知道这家公司；费伦先生已经拥有它好长时间了。内特问及公司的销售额、产品、赢利情况以及一连串的财务数字，斯尼德没一个是答对的。
“你对费伦先生的公司知道多少？”内特不停地问他。接着，他又问了费伦集团的内部机构。斯尼德也只知道个大概，细节一无所知。他说不出一个中层经理的名字，也不知道公司会计姓什么叫什么。
内特挑他的软档一阵穷追猛打。到了下午，斯尼德已经疲惫不堪、晕晕乎乎了。内特在一长串有关财务数字的提问中，突然插问道：“你拿了50万美元后和律师签合同了吗？”
只需回答一个简单的“没有”，但斯尼德放松了戒备。他迟疑一下，看看哈克，又看看内特；后者翻着卷宗似乎在寻找这份合同的副本。斯尼德有两个小时没有撒谎，反应一时跟不上来。
“嗯，当然没有。”他吞吞吐吐地说。没人相信他的鬼话。
内特看出这是谎话，但没有追究下去。还有其他获得合同副本的途径。
费伦家属的律师们聚在一个昏暗的酒吧里舔洗他们的伤口。两杯烈酒下肚后他们愈发觉得斯尼德的表演糟透了。开庭时还能再利用他，但收钱出卖证词的事实永远会给他的证词抹上污点的。
奥里列怎么会知道的？他十分肯定斯尼德被买通了。
“是格里特。”哈克说。格里特，每个人重复着这个名字。他还不至于投靠对方吧。
“这就是你挖走他的委托人的后果。”长长的一阵沉默后沃利·布赖特说。
“别说了！”兰霍恩女士打断了他。
哈克疲惫得不想反击。他喝光了酒，又叫了一杯。在紧张的作证过程中，其他人都把雷切尔忘了。法庭的档案里仍然没有关于她的正式记录。
第四十七章
秘书尼古莱特的宣誓作证持续了八分钟。她报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工作简历。桌子另一头的律师们等着听她和费伦先生的性丑闻。她23岁，除了苗条的身材、性感的胸脯和漂亮的脸蛋外。其他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人们急不可待地等她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讲述她的性事。
进入正题后，内特问：“你和费伦先生发生过性关系吗？”
她显得很难为情，但还是作了肯定的回答。
“有几次？”
“我没计算过。”
“多长时间？”
“通常是10分钟。”
“不，我是指有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哦，我只在那里工作了五个月。”
“大约是20个星期。平均每星期和费伦先生做爱几次？”
“大概两次，”
“那么大约有40次？”
“我想是的。听上去挺多的，是吗？”
“我不觉得多。你们做爱时费伦先生脱衣服吗？”
“当然。我们都脱。”
“他脱得一丝不挂？”
“是的。”
“他身上有没有明显的胎记？”
证人在编造谎言时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事实。她的律师也是如此。他们忙于杜撰故事而忽略了一些要点。哈克或其他的律师只要找一找费伦的几个妻子——莉莲、贾妮和蒂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告诉他们特罗伊身上有一块银币大小的紫色胎记，长在右大腿靠近臀部、腰下面的地方。
“我不记得有。”尼古莱特回答说。
这个回答让内特吃了一惊，但随即他又觉得并不奇怪。他可以相信特罗伊把他的秘书搞到了手，这种事他干了几十年了；但他也可以相信尼古莱特在说谎。
“没有明显的胎记？”内特再次问道。
“没有。”
费伦家属的律师们吓坏了：难道他们的另一个王牌证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没有问题了。”内特说完离开房间去倒咖啡。
尼古莱特望着律师。律师们则呆呆地望着桌子，思忖这胎记究竟长在什么地方。尼古莱特离开后，内特把一张尸体解剖的照片摊到桌子对面神情愕然的对手们面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老特罗伊躺在停尸台上，血肉模糊的干瘪躯体上醒目地长着一块胎记！
星期三剩下的时间和星期四一整天他们听取了四个新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他们是被雇来推翻前三位精神病专家的结论的。他们的证词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且千篇一律——神志健全的人是不会跳楼自杀的。
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才能不如弗劳尔、扎代尔和泰森来的出色。有两个是退休的，靠着这份工作在到处混钱，一个是社区学院的教师，另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小事务所里混饭吃。
不过，律师们也没打算花大价钱去聘名专家。雇用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而已。人人都知道特罗伊·费伦行为乖僻。现在有四个专家认为他不具备立遗嘱的精神能力，而三个专家持相反的意见。就这样争论下去，说不准哪一天对方感到厌倦了，想早点做个了断。不然的话，就由陪审团里的外行们去琢磨那些医学术语，然后判明孰是孰非。
新雇用的几个专家收取了不菲的佣金，所以决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内特并不打算改变他们。他取证过许多医生，深知毫无必要同他们去争论医学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在这些人的资历和经验上做文章。他让他们看录像，让他们批驳前三个心理专家的结论。
等他们的作证于星期四的上午结束后，所有15个宣誓作证就全部做完了。下轮的作证定在3月底。威克利夫计划在7月中旬进行公开审理。这些证人将再次作证，但地点将移至有旁听和陪审员到场的法庭上。
内特逃离了城市。他先向西穿过弗吉尼亚，然后往南经过谢南多厄谷。连续九天刺探别人的隐私后，他的脑子已经麻木了。职业和嗜酒曾使他沦丧为一个不知羞耻和礼仪的人。他学会了撒谎、欺骗、隐瞒、纠缠。他可以毫无负罪感地去伤害那些无辜的证人！
但此刻，夜深人静，独自坐在车子里的内特感到了羞耻。他怜悯费伦的几个子女。他觉得对不起斯尼德：他只是一个想生存下去的小人物。他也后悔不该如此激烈地攻击那几个新的精神病专家。
内特很高兴他又有了羞耻感。他为此感到自豪。他毕竟还有人的良知。
午夜，他停在了诺克斯维尔附近一个便宜的汽车旅馆。中西部的堪萨斯和依阿华正在下大雪。他躺在床上研究地图，划出了朝西南方向去的路线。
第二天晚上他睡在了俄克拉何马州的肖尼，第三天睡在亚利桑那州的金曼，第四天睡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
他和第二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名叫奥斯汀和安吉拉，一个12岁，在上七年级；一个11岁，在读六年级。他上次见到他们是在7月份：他崩溃前的三个星期，那次他带他们去看了比赛。愉快的外出最后又以不堪人目的结尾收场。他喝了六罐啤酒——是孩子们替他数的，因为母亲要他们这么做——然后醉醺醺地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从巴尔的摩回到了阿灵顿。
孩子们当时正准备随母亲克莉斯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西奥搬到俄勒冈去了。那次应该是内特最后一次和他们看球赛，本该珍惜这次道别的。但他却喝得酩酊大醉。他在车道上和前妻大吵了一场。孩子们就在一旁看着，他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西奥还用拖把柄向他威胁。内特后来是在自己的车里醒过来的。他发现车子停在麦当劳快餐店的残疾人专用泊位上，座位上有六只空啤酒瓶。
14年前他们认识时，克莉斯蒂是波托马克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她是陪审团的成员，内特正好是办案的律师。开庭审理的第三天她穿一条黑色的短裙，诉讼几乎因此而中断。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内特坚持了三年没有碰酒精和毒品，后来裂缝出现了，克莉斯蒂非常害怕，她只想逃离他：当他又一次发作时，她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一年。他们的婚姻经历了10个动荡不安的年头。
她现在在塞勒姆的一所学校工作。西奥也在那里的一个小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内特一直认为是他把他们带走的。但他谁也不能责怪。
他在离目的地还有儿小时行程的梅德福附近从车上给学校打了电话。他足足等了五分钟。
“你好。”
“克莉斯蒂，是我，内特。”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傻，居然对一个一起生活了10年的女人自报身份。
“你在哪里？”她问，似乎觉得危险近在咫尺。
“梅德福附近。”
“在俄勒冈？”
“是的。我想看看孩子。”
“好的。什么时候？”
“今晚，明天也行，我不着急。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随便看看，没什么计划。”
“嗯，当然，内特。我想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只是孩子们挺忙的，你知道。学校，芭蕾，足球。”
“他们好吗？”
“他们很好。谢谢你关心。”
“你呢？过得怎么样？”
“我挺好的。我们很喜欢俄勒冈。你呢？”
“我也很好，谢谢你关心。我现在滴酒不沾，克莉斯蒂，真的。我已经彻底戒了酒和毒品。看来我还会离开律师这个行当。不过我很好。”
她以前也听过这种话：“那很好，内特。”她的措词很谨慎，事先已斟酌好了接下来说什么。
他们答应第二天晚上一起吃晚饭，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替孩子们做好准备，整理整理房间，让西奥考虑一下他扮演什么角色。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排练并安排好退路。
“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内特挂机前说。
西奥决定那天工作得晚些，以避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