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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沈阳黎明飞机厂已能够生产改进型的“鸿雁”（C－47）运输机，并在开发一型四引擎中远程轰炸机，代号为“鸵鸟”，具有改为大型运输机的潜力。
空军要地防空部队，编为30个防空营，拥有上千门各型高炮。
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伞兵集团军，驻守在位置适中的邯郸。
海军12万人，分为南、北两大舰队。
南洋舰队驻地高雄，负责舟山、琉球群岛和台湾以南各海域的巡逻警戒，并定期派出一支西洋分舰队，维护马六甲海峡到波斯湾的航路安全畅通。
北洋舰队驻地海参崴，负责从新唐州（堪察加）、千岛、日本沿海的巡逻警戒，并有一支东洋分舰队常驻横须贺港，替代美国海军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因为《对日和约》规定，日本不得发展远洋海军。
原有两栖纵队，整编为3个海军陆战队师，分别驻守在新唐州及千岛地区、日本及琉球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地区。
1950年，中国海军拥有18艘轻型和重型巡洋舰，50余艘驱护舰和30余艘潜艇；以及一支完整的登陆舰队。
美国海军陆续转让了剩余的3艘“独立级”航空母舰。加上佐世保港中舾装完毕的2艘原日本“云龙级”，中国海军一度拥有了6艘“大铁盒子”和超过300架舰载机。很让一些具有“航母情结”的中国军事迷开心了一阵子。
舰艇总吨位达到70万吨，一时间，竟虚荣地登上了世界第三海军的宝座。
但新一代海军将士的遗憾，是缺少用武之地。如同美国海军一样，他们只能在学习前辈的战史中感受海战，在频繁的出访中体会荣誉了。
（957）
中苏边境实际控制线停火期间，双方都忙着巩固阵地，把原有的轻型掩体重型化、永久化和要塞化。
待到喘息中停下来，向对方阵地瞭望一眼时才发现，对面工事也已大大加固了！谁再发动进攻，都要付出重大代价。
中国西北战区继任长官杜聿明上将，两年里熟读兵书，整军经武，打造了一支后勤支撑强大、足以保证前锋在沙漠戈壁驰骋的精兵。官拜上将的他，决心，效法清末大将左宗棠的先例，收复新疆，为国建功。
两年准备就绪。
1949年7月※，就在他上报了“胡杨树”计划，正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和突破口、打算以一役而定西北、竟全功之际，苏联在星星峡以西500公里的罗布泊沙漠地带，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史实日期。
从此，世界正式进入了核对峙时代。
原有的作战观念都必须放在这个新框架里考量了。
（958）
选择罗布泊无疑是一种震慑。这次爆炸也震醒了那些休眠的国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看不到威胁，军队将领们都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寂寞高手”心态。
大量库存积压的武器，一再以半价、四分之一价甚至更便宜的价格处理、出售，或者干脆就地销毁。
甚至还发生从英国收回“租借物资”——上百架“海盗式”舰载机时，干脆把船开到公海，从航母甲板上把飞机推下深渊了事——这类财大气粗的例子。
对苏联也同样，美国人收回“租借物资”火车机车的时候，也是离岸不远就抛弃海中，弄得岸上俄罗斯工人跺脚、咒骂、伤心、哭泣，痛恨这些败家子。
中国略有例外——早期曾有过一轮回收和封存，是为了防止中国内战；后期大部武器，是对于中国赴欧远征的奖励和报答；更后来，则是由中国出钱，或者用贷款购买，因此回收力度不大。
1945年到1949年，美国真正是过了一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闲日子。看不到战争危险的公众，迅速把武装力量的意义和价值遗忘，军队又回到20－30年代那种被人忽略、被拼命克扣军费的日子。
1949年，国会拨款委员会核定的美国军队总数，不得超过75万。
苏联核爆炸，震得多数美国人浑身一机灵。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原子弹。连忙检点自己那不到两位数的核武库，竟发现有些武器因保管不善，已经由于元素衰变而失效了。
苏联核试验比美国预测提前6年之多，令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此时美国外交谋略的主流思路，是通过强化盟国、围堵苏联，以便转移和释放危险。
不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派出的一个小组到达中国。
一年后，一座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在中国江苏秦山开始运转，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担任了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个实验室群，除了可以发电的反应堆，还包括钚直线加速器、计算中心、材料科学研究中心和卫生研究实验室等，其中属于敏感和机密的部门，被铁丝网所包围。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紧急拨款，用于研制开发新型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略感过时的B－29型被前沿部署到欧洲，进入驻德美军空军基地。
中国也得到了3个B－29中队，用于早期训练。
这让中国飞机设计工程师喜出望外，国产“鸵鸟”研发小组跑到北平南苑机场的B－29驻地，把这些大飞机里外看了个够，巴不得偶尔事故报废一架，以供他们解剖。
（959）
苏联掌握核武器后，几次向中国严重交涉远东领土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谈判中不动声色，国内则加紧了地面防范和空中巡逻。
美国适时地出面干预，主张：在已成立的联合国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苏联，受到时而死灰复燃的乌克兰和波罗地海三国分裂势力的牵制，终于没有下决心再次向远东大量增兵。因为至少7000公里的运输线，无法支持他们象德国那样使兵力在国内大规模机动。
双方虚声恫吓一阵，中苏停火线暂时没有战火重燃。
回到总参作战部的什捷缅科上将，甚至私下散布了这个观点：
——海参崴实际上很难再回归苏联了。如果敌人是中国的话，那个太平洋港口即使短期内夺回来，也难以长期守住。它的运输补给线太脆弱了，几乎全程暴露在中国威胁之下……
后来，苏联又在谈判中提出“以新疆交换远东”的建议。中国政府几经权衡考虑，给予了否定的答复。
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太多了，这片富饶之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移民也在几年中达到了5000万人，迁出这批人口的难度，大得无法想象。
后来，在60年代初期，南方的大面积自然灾害中，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产出的大批粮食，解除了国家饥荒的隐患。
中国人，这时才普遍意识到，90年前割让这块土地的重大失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丧权辱国。
（960）
由于华北联军收复外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功勋卓著，而南京政府方面却迟迟不能收复新疆，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之间在1947年达成的协议是：
6年过渡期内，在李宗仁担任首届国家总统的前提下，由祖国进步党新任总书记刘少奇，首先出任联合政府首任行政院长。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席位也尽可能合理分配。
这一任的三年中，根据蒋介石先生的书面意见，由资历较深的魏德迈将军担任首届国防军总监。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工作，使祖国进步党人尝到了苦头，执政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由于相对缺少行政经验，同在野的国民党和各类封建遗老遗少的争议、摩擦、周旋乃至斗争，损耗了刘少奇相当的精力，刚到50岁便已满头白发。
好在李宗仁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是个具有进步意识的总统，没有过多地给刘少奇设置障碍。
祖国进步党人的执政班子此时也体现出廉洁和效率。
没有强势人物的两党联合政府的组合，虽然常常显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且时有政令不通、执行不畅的问题，但民主作风倒是不缺乏。
舆论反映，这是与蒋公执政期间最大的不同。
言路畅通调动了各界、各阶层的积极性。三年执政期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良好的战后恢复阶段”。
只有一件事有损刘院长的威信。
在农村政策方面，进步党本着一贯思路，认为农业集体化才是尽快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名誉主席也以书面形式，敦促刘院长早日进行这项试验。
于是在进步党当政的辖区、原河北省徐水县（现属涿州保定郡）一带，进步党政府开始了农业合作社试验。
村里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农民集体劳动，以工分计算报酬。这个新样板初期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好评连连。周边地区纷纷起而效法。
短期效果使进步党内产生某种盲目乐观情绪。成就被不断夸大。刘院长一时也喜不自胜，亲自出马去抓试点。
接下来合作形式的迅速升级逐渐显出失控的趋势。各种初级的农业合作社被很快改组为大型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名誉主席还用颤抖的字体题写了“人民公社好！”的条幅。
但随后的两年间，人民公社没有体现出它是人们期望的那种高效、合理并且人性化的劳动组织，先天不足的种种弊端逐一显露出来。
1949年一次不大的旱灾，对其他州郡并无显著影响，却使徐水周边地区出现严重饥荒，村头巷尾甚至出现饿殍。
狼狈的社长们无奈只好开出大批介绍信，交给满脸仓惶的社员，供他们带领全家外出讨饭。
这些丢脸的举动在言论开放的新中国引起了广泛报导和舆论抨击。试验了三年的人民公社在危机中解体了。
这是刘院长在执政期间，最遭人诟病的败笔，也给祖国进步党积极肯干的三年执政形象，蒙上一个污点。
由于总体损害不大，海内外舆论在评价时还是留有余地。只以操之过急、好大喜功、尚缺乏执政经验作为结论，并未过甚追究。但在野的国民党，则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在议会里、媒体中和社会上广泛发动攻势，着力夸大刘院长的错误，造成进步党执政无能的印象，以此为自己接替执政作好铺垫。
这一轮政坛上的你来我往，议会争斗，也使中国人民见识了两党执政的一场真实演出。
一些理智的评论家和政坛资深人士认为，这种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及时地纠正施政的弊端，把损害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不象独裁政体那样，使整个国家犯下无可追悔的弥天大错。
（961）
祖国进步党首轮执政的一份光彩，是成功组团，参加了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
1948年7月29日下午4时整，伦敦，温布利体育馆。
主席台上，英王乔治六世宣布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幕。首相克利门特·艾德礼随后发表了友好演说。
这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2年后举行的首届奥运会。
尽管在入场式中不见了日本与德国运动员的身影，但是4000多人的运动员队伍中，却出现了许多新的旗帜。
中国派出了53名男运动员，在新国旗——“五色金星旗”的导引下入场。
原本曾表示要抵制这届奥运会的苏联，在最后时刻还是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高举着镰锤旗帜来到伦敦。※
※史实上苏联没有参加此次奥运会。
7月30日，正式比赛第一天，中国队爆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冷门——年仅18岁的徐州兴化郡选手张桃芳，在射击比赛中，超过了芬兰选手西蒙·海耶和苏联选手特马洛夫，一举夺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实现“零的突破”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热情。
张桃芳的哥哥、射击教官张桃园中尉在纳兰山营地的收音机中，听到这个消息，喃喃叹道：
“打小俺就没看错这个弟弟。他比俺有福！”
……接下来在赛艇比赛中，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的一支队伍拿到了银牌。
记者好奇询问，为何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能拿到好名次？
领头的厚嘴唇小伙憨憨答到：“算个么事哟？在家乡就划龙舟，每年端午都拿第一唦。”
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枚奖牌来自举重。在男子轻量级比赛中，貌不惊人、五短身材的中国梧州选手谌劲开，出人意料地超过了不少白人大力士，最终名列第三，拿到一枚铜牌。
中国代表团，一金一银一铜，在奖牌榜中名列第22，排在奥地利和新独立的印度之前。中国传统武术还作为表演项目，成为本节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东方节目。
后来观看伦敦奥运会记录影片的中国城乡观众，把这份国际荣誉归功于祖国进步党人、体育部长贺龙的组织效率和人材选拔工作。病中的毛泽东为此，也题写了一幅笔锋略带锯齿的字迹：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另一边，不甘寂寞、又无法用言辞表达思想的蒋委员长，也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提携日本案》，建议：重视中日合作。
（962）
进入1950年的苏联，身上带着三处病灶。
乌克兰、波罗地海国家、东突厥斯坦（新疆）这几个不稳定地区，象时时发作的疾患，消耗着苏维埃巨人的体力。
但核武库的建立，毕竟使它获得了根本性的安定。至少没人敢再象小胡子元首那样，对辽阔的苏联妄动干戈。国民经济的恢复，也渐渐走上轨道。
中国，也渡过了停战后第一阶段的恢复期，国内经济结构开始稳定。
根据联合政府协议，国民党人宋子文根据党内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开始他的任期三年执政历程。30…40年代就当过两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这个职位轻车熟路。
这三年里，泰勒将军接任中国国防军总监，他的任内，也确立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传统。
上任之初，宋院长娴熟的资金筹措技巧和金融运作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开工或者竣工了——
例如海南岛崖州，昌江郡石碌铁矿的开采和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兴建，使中国南方出现一个可以抗衡鞍山的钢铁基地；
例如西北兰州到敦煌段的千里铁路开工，和西南成都到宝鸡段千里铁路的竣工，使中国西部有了交通动脉；
例如武汉长江大桥得到资金支持后，迅速通车、投入使用，使平汉、粤汉铁路连成一气，火车可以自珠江边的广州出发，一直开到黑龙江边的伯力。
比前任具有明显优势的亮点是，宋院长发挥自己英语熟练、具有外交经验的特长，从海外延揽了不少人材。
许多外国工程师，来到正在大兴土木、岗位众多的华夏合众国，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中国每年又有数批国家派遣的留学生被送往欧美，学习和深造国内紧缺的专业；而那些学成归国的青年专才，也多得到选拔、择用。
宋院长任内，还确立了国家货币——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
（963）
1950年8月的南京。已是流火季节。
午后柳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但炎热的天气，与此起彼伏的蝉鸣，都没有分散此刻行政院礼堂内人们的注意力。
合众国国家统计署成立大会，成为当天热点新闻。
“兄弟我，这么多年来研究经济，深知这统计的重要。”
主席台上，国家统计署的第一任署长马寅初，用他习惯的口头语开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
“大家都知道，国家没有军队不能存在。兄弟我则说，国家没有数字就没法管理！例如这国家一年能产多少粮食，又有多少人要靠这些粮食吃饭？粮食多了，得建多少个粮仓？粮食少了，又该从外面买回多少？没有数字，国家怎么决策？……”
亲临会场的宋院长微微颔首：这曾在陆军学院演讲中公开骂过自己的马老头子，讲得还有些道理。
统计署成立大会，引来不少记者，也引起各界关注。台下听众——未来统计署的各级处长、科长和职员们，继续倾听自己未来上司的演讲。
“……再说这人口。都说我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可是历经两次抗战，现在人口多了还是少了？里面多少男，多少女？每年能当兵的男子多少？每年出生多少，又死亡多少？还有，我们现在说自己是个民主国家了。既然民主就要选举，那么每个选区有多少人，里面又有多少人能投票？这些数字都关系国家大计，谁说它们不重要？”
主席台后排一角，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不以为然地暗自冷笑，对旁边的同僚窃窃私语：
“这个书呆子哦，当年国府让他当财政部长都不愿意，现在却放着北大校长不当，跑来当个统计署长。还满口民主长、民主短的，书生气十足的啦。”
“不过听说他可是李总统亲自相邀，才出山的噢，”同僚显然事先打探过一番，“据说还提了条件，说是什么，以前中统、军统的人一个不要。条件被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