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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１７３０）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为此，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
雍正手书朱谕的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雍正的这道密谕，中心意思是，让封疆大吏们代皇上寻找会修养的道家术士。为此，雍正要求地方大员：第一，务必将此事当成要务，一定要“留神”，而绝不能视作可办可不办的事；第二，一旦访得“深达修养”的人，对其家属要优厚安排，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来京；第三，尽管打消顾虑，哪怕推荐的人不很合适，也不会怪罪；第四，本地没有的，若听说外省有，也要奏报上来。最后，雍正嘱咐，此事属于绝密，千万“慎密为之。”
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雍正在当时总共写了多少份发给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若在通常，发给各地官员的谕旨，如果内容文字相同，都是由亲密大臣代笔，唯独这道密谕，全是雍正用朱砂一笔一笔一份一份地书写，而且十分工整，可见雍正对此事的慎密和重视。
皇帝既然如此重视，反复叮嘱臣下“留神博问广访”，“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有谁还敢怠慢？收到雍正的朱谕，各地官员即刻展开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报告说，当地有个叫龚伦的人，人们都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八十六岁了，姨太太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召进宫来，可就在这时，那个龚仙人升天死去了。
没能见到龚仙人，雍正自然十分惋惜。但他并不甘心，又命四川巡抚宪德秘密查访，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秘传”。宪德于是又去秘访，结果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龚伦的后人或许是感到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所以未敢应召。后来的事实表明，龚伦的儿子是聪明的，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就命丧黄泉了。
第一部分
第18节 贾士芳入宫
贾士芳是如何入宫的？那是浙江总督李卫，在奉到寻访道士谕令的第二天，便写折子向雍正报告说，民间传闻在河南有个四处游荡的道士叫贾士芳，素有“神仙”之称，特推荐这个贾道士进京为皇上治病。这个贾士芳，原先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有些名气。
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报，立即命令主管河南山东两省政务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派专人送贾士芳进京。贾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七月间抵达宫禁，开始给皇上治病，竟颇见疗效。对此，雍正十分高兴，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在九月初六日李卫的秘折上，雍正还表扬李卫推荐贾道士有功，朱笔批道：“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于是，贾士芳由一个野道士变为备受天子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仅仅是一个多月的工夫，也就是在这年的九月间，雍正突然将御用道士贾士芳下狱治罪。关于贾士芳的获罪，历来说法不一。现在，原始的皇宫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新证。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件经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据考证是雍正八年九月间发的。在这道谕旨中，雍正很直白地说：贾士芳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起初确实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雍正进而斥责贾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朕前。”读了这段谕旨，我们自然了解到贾士芳获罪的真相，原来这个道士利用“按摩”“密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雍正的健康，让他舒适便舒适，让他难受便果然难受。贵为天子，怎能受他人摆布？雍正一旦察觉到自己的安康被贾道士操纵，顿感问题严重，遂刻不容缓地处理此事，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贾士芳在朕的面前使用妖术。
贾士芳的案子发生后，雍正曾极力为李卫开脱，说李卫当初推荐时已经声明不知道贾某的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奏报上来，尽无隐之忠诚，因此只可嘉奖而无过错。这就给那些已经和将要推荐道士的大臣们吃了定心丸。
虽然砍了贾士芳的头，但雍正并没有因此失去对道士的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闹病到五年之后死去，雍正皇帝参与道教活动一直十分频繁。在皇宫，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等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在他的寝宫养心殿安设斗坛，以求道神的保护。雍正为做法事，还在苏州定做道士们穿的丝缎法衣，一次就是六十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雍正当年身穿道教服装的画像。
雍正甚至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住，以便随时请这些道士祈祷修炼。就此，雍正九年（１７３１）正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接到一道谕旨，上面说的十分明白：“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这里的后花园，即是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以往，在皇宫内虽设有多处供奉佛道的处所，但这类地方除以太监身份充当的僧人、道士外，未经净身的山野僧道是从来不准在大内居住的。现在，雍正谕令在御花园玉翠亭的东侧添建几间房“给法官住”，也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
翔实的档案资料表明，雍正不仅在全国大范围地秘密寻访道家术士，而且还在皇宫里与道士们打得火热。这些道士虽然其方术各不一样，但均属“修炼养生之人”，其目的都是为雍正“治病驱邪”。这当中有念咒按摩的贾士芳之流，有设坛祈祷的娄近垣之辈，还有下面将谈到的“为炼火之说”的张太虚、王定乾等一伙人。
第一部分
第19节 秀清村的炼丹秘档
雍正在与道士们打得火热的同时，皇家园林圆明园开始升火炼丹了！
皇帝炼丹，这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不可能有记载。可是，在清宫秘档中仍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就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出现的有关记载，是在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冬天的《活计档》，其中十一月有一条，十二月有三条。这四则档案向人们透露，雍正八年末，在圆明园东南角的秀清村，在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的主持操办下，先后运入四千余斤木柴煤炭，利用矿银等物开始为雍正炼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则有关雍正炼丹的档案究竟记载了哪些内容——
其一：
十一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记此。
其二：
十二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铁火盆罩，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红炉炭二百斤。记此。
其三：
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矿银十两，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记此。
其四：
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传：圆明园秀清村处化银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记此。
这里披露的雍正朝《活计档》中的几则档案，能不能说明雍正皇帝确实是炼丹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这四件档案再作一些具体分析。第一，传用物品的地点在秀清村，这里位于圆明园的东南角，前面是水，后面是山，十分僻静，是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第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这个小地方运送木柴、煤炭四千四百多斤，干什么用？是用来做饭，还是取暖？这些都不可能。因为在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备膳所用的木柴煤炭，一直是定量供应，并设有专门的账本，从来不记入《活计档》这种秘密档册的。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操办这件事的官员，除了雍正的心腹内务府总管海望外，还有一位是刘胜芳，他是主管皇帝医疗保健的太医院院使。第四，更重要的是，运往秀清村的物品中，明确出现了“矿银”、“化银”等字眼。凡此种种，当可推断，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末，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雍正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再灭。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１７３１—１７３５）的内务府《活计档》中，有关雍正炼丹的记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档”，雍正十年的“南薰殿并圆明园头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总档”，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处档”，雍正十二年、十三年的“六所档”，都有这类内容。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这些档案记载，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在这五年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一百五十七次，平均每个月有两三次。累计算来，共有黑煤一百九十二吨，木炭四十二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并有大量的衫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黄布（绢）桌围、黄布（绢）空单等物件。所有这些物品，都是炼丹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可以想见，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吨的煤炭被运进皇家宫苑，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炉火不灭，炼丹不止，把个山清水秀的圆明园搞得何等地乌烟瘴气！
在圆明园为雍正炼丹的道士，主要有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都会一套“修炼养生”方术，对“炼火之说”更有一番研究。这些道士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
第一部分
第20节 丧身丹毒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感觉良好，还拿出一些赏给出征打仗的将帅和一些大臣。“丹药”二字，明白无误地载入了清宫秘档。据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皇帝曾两次赏发“丹药”。有关详细情况，是这样分别记载的——
一则：
三月二十一日，圆明园送出的帖子说，内务府总管大臣海望交来丹药四匣，并传达雍正的旨意，将丹药配上好看的匣子，分头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四人。据此，四天后，也就是当月二十五日，四份丹药分别配上了杉木匣，黑毡包裹，棉花塞垫，由领催赵牙图交给柏唐阿巴兰太拿去。
二则：
四月初一日，圆明园送出的帖子说，委署主事宝善传话，内务府总管大臣海望交来丹药一匣，雍正的旨意是：配上精致些的匣子，赏给散秩大臣达奈。于是，在当月初四日，便做好杉木匣一个，外包黑毡，交柏唐阿巴兰太拿去。
这两份档案，都直接使用了“丹药”二字。而且，雍正传旨的时间，这丹药赏给谁，又怎样包装，都写得清清楚楚。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两次赏赐的旨意都是从圆明园发出的帖子传达的，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圆明园御用炼丹点炼制的。
中国古代有句谚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纵观古代历史，服丹丧命的悲剧在帝王之家屡屡重演。正是本想要长生，反而中毒早死。据笔者研究统计，古代中国先后有十五六位帝王死于丹药中毒。象晋哀帝、唐太宗、明仁宗都是吃长生丹药中毒丧命的。原来，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竟“怀大毒在其中”，因为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毒素的，对人脑五脏侵害相当大。在现代生活中，环保工作的一大任务就是严格控制并努力降低这些物质在生活载体中的含量。从这个角度上讲，说是可以长生的丹药和害人的毒药简直没有什么两样。雍正当然也没有逃脱丹毒丧身的厄运。
关于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推测，史学界一直有这种看法。国内外许多清史学家通过研究认为：雍正相信道教长生不老的说法，服用丹药中毒而死极有可能。《清帝外纪》载：“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随着雍正问题研究的深入，雍正服丹致死说越来越引起史家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学者Ａ．Ｗ．恒慕义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即指出：“胤G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海外学人杨启樵通过长篇论证，推断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冯尔康先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杨乃济先生则提出“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说旁证。”现在，雍正炼丹的档案得到进一步发掘，从雍正召请道士炼丹，向内外大臣赏丹以及他自己说吃丹等情况看，雍正服丹致死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的。他常年服食丹药，有毒成份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活计档》记载，就在雍正死前的十二天，有二百斤黑铅运入圆明园。档案记录：八月初九日，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二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当天，这二百斤黑铅便运入园子。
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八月初九日，二百斤黑铅运入圆明园，十二天后雍正在园内暴亡。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专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丹药中毒事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
三、处理炼丹道士的诸多破绽
研究雍正死因的学者普遍注意到，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许多破绽。
疑点之一：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什么弥天大祸，乾隆哪致于在万机待理之际对两个小小的道士大发肝火，并专门发布一道上谕？
疑点之二：乾隆在这道谕旨中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确有其事，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吃丹药又何必辩解，这不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诏告吗？
疑点之三：在下令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会听了“心烦”？而又为何不可告人“传说”？
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丹药中毒，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第二部分
第21节 帝王与炼丹
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或许会问，雍正若果真是吃丹药丧命的，那么炼丹道士理所当然是杀头之罪，可是乾隆为什么仅仅是把他们赶走就算完事了？对此，研究者以往多是强调，乾隆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大丧期间不宜杀人。笔者在写作《帝王与炼丹》一书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上竟然有几乎是雷同的事件发生过，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些启示。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载，唐太宗李世民“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据此，唐太宗吃了古印度国方士的丹药暴亡，当时朝中大臣要把那个叫那罗迩娑婆寐的胡人处斩，但刚刚登基的唐高宗担心大唐天子吃丹致死这件事传出去让世人笑话，而将那位印度方士“放还本国”。
我们不知道乾隆是否看过这段唐史并从中受到启发，但他对为雍正炼丹的道士的“驱逐”，与唐代将害死太宗的胡僧的“放还”竟如同一辙，难道这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