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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2）
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西花厅。
这次接见；对这些特赦人员的思想震动很大。此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到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把散住其他旅馆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溥仪也从其五妹家迁过来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期间；中央统战部派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还为愿住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还为他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自愿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后；1961年3月经中央同意；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即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对后来的几批特赦战犯也同样很关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见活动。
童小鹏说，我又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的总理接见。这次接见的是康泽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陪同周恩来接见，我和罗青长也一同参加。
下午4时，周恩来等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家就座后，陈毅首先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大家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也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大家见见面。”他谈到台湾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特赦人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态说：“请大家不要有顾虑，把话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恩来接着讲话；说明了接见的缘由。他说近两年由于国内国际的事情较多；没有机会同大家常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释放人员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员集中学习参观也即将结束；有几位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因此；找这个机会见面谈谈。
周恩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讲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解释陈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自由’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谈话中再次表达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接见结束后；周恩来还邀请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在新疆厅设宴招待了大家。
这些特赦释放人员；都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认为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我们通过这些人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社会各界；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我们对战犯“一个不杀”；并给予宽大释放；使台湾当局感到意外；阵脚大乱；不敢面对这一人心所向的现实。台湾当局封锁消息；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可等到有些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其宣传也就不攻自破。
我们考虑到；美国一直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台湾人民。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要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并对蒋介石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和灵活性。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1）
进入６０年代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改变。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可以派人来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湾担任领导职务。
（2）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我们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
童小鹏回忆：１９６２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对于中共的一片诚意，蒋介石也曾派了一些人来。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想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有一次派了四个人，三个到北京，一个留在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几个人，并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只要我们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我们建议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但也确实对台湾产生了影响，两岸关系有了相当的缓和与发展，并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抗美”的目的。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但蒋陈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做了些工作化解。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促进他们内部团结。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分析，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切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陈诚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湾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回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2）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陈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