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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民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亟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而开民智之法，各国重在报馆。惟中国各报馆，大半有文无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依托洋商，影射煽惑，迹其张为幻，几使官家无之如何。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遴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切雌黄不经之说，暨干犯忌讳之词，概行禁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迨官报盛行，购阅者众，且可抵制各处托名牟利之洋报。纵各洋报馆未能一概禁闭，而销售渐滞，主笔者自有戒心，亦不敢再逞无稽之谈，以惑民听而乱人意矣。
六、重游历。春秋战国之世，晋文在外，晋悼游周；赵武灵入关而瞰秦王；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皆不惮远涉，视为故常。至于会盟之役，国君亲行；聘问之使，亲贵并遣，征诸往策，不可胜数。固以敦交邻之谊，亦以察与国之情。近今泰西各邦，储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揆其用意，实于古合。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觇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善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各国见我风气日开，必渐见引重亲近。且彼之底蕴，已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横暴，不致任意欺凌。至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有情愿出洋者，准其报由总理衙门详加考察，实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经费项下，酌予川资，遣诣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视其所得之浅深，以判优劣，而定黜陟。倘若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国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以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途。
外交“双簧” 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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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使例。各国凌我贫弱，遇事要挟，惟在办理交涉人员善为因应，以免失机偾事。是出使人员，关系绝重。查各国使例，英为最善。公使一途，重谙交涉；领事一途，重习商务。虽统名为使员，而其中实隐有区别。凡膺出使之任者，必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国情事，始可充选。抵任后考究该国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与其意向动静，随时刺探，据实报明本国。职掌既重，任用尤专。其阶资迁擢，率不外乎本途，类由书记、翻译、参赞以次考功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亦有终其身专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给假休息，差俸仍旧。有时外（交）部缺员，亦由使员内选调任用。故内外情通，洋务娴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中国遣使，向无专途，随带人员，尤多冗杂。而任满受代，永难熟悉，似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加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在于实科登进之各司员内考取派充，概不准随意携带，亦不许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易人，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亦分别堂司在使员中调用，庶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久职专，情形透彻。遇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既有诡谋，亦得以预为防范。使该员并可藉其土著，嗾嘱煽动，使他国与我为敌者，互相疑忌，藉以缓我祸机；又可相机联络，以分敌国之势。其中无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八、辨名实。京外各官，禄入素薄，每不足以资赡养，而经理财赋厘税各差缺，率视为肥美之区，委之者名为调剂，任之者善于中饱。积习成风，牢不可破。而名实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获，自公家者有限，而赢余之入私橐者无穷。推究其故，皆由无以养人之廉，遂亦无以禁人之贪耳。然此风不除，终难核实。虽欲振兴百度，力图富强，恐一法行而人皆缘法为奸，利尚未兴，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无由。似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养。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人员，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毫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痛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亦即系于此。昔原宪辞禄，孔子止之；圣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导人以贪也明矣，盖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矣。
九、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税则綦重，名目亦多，如人口、间架以逮印花之类，莫不有税。然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布公，故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实济。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是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岸），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银元畅行内地，而中国以宝银反复熔铸；人（家）享大利，我受耗损，所亏甚巨，流弊实深。似宜？
外交“双簧” 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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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武备。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盖诸强国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怀吞并，亟图自保，不得不竞修武备。往往穷通国之全力，殚数十年之经营，竭千万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师法，兼长弃短，日新月异，几无止境。故能出奇制胜，美备聿臻。考其兵事之根原，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练，兹其所以强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执持枪炮者，又多不知运用理法。将弁半起家于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其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之生徒，业经学有规模者，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二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材。而武试旧科，亦将不废而自废。至各省军政，必须划一。拟请简派知兵大员，详订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大员分往查阅，严定赏罚，不稍假借。又宜分调各省军营弁目，按省份之大小，定人数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率，萃集一处，遴派大员，督率训练。择武备切用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规即遣回原省转相授受。再另调新班，更番轮练。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调发，亦易收指臂相使之效。至器械为士卒之卫，固贵精利，尤忌参差。现新约将订，增购军火自属为难，然既不能取资于人，即当反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宜饬下向有制造各省，重资募匠，先讲求锻炼钢铁各料之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军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异。各省需用，备价购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购取省份指实严参，追回原价。但能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技巧，不让西人，且华工之糊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设法招徕优豢器使。国家悬的以求，士民望风奔赴，将见良工巧匠，辐辏并进。行之渐久，考之愈精，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须慎选精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惮烦难者为之，方可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底于成。自强之要，不外是矣。
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于人，功效倍之。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殚血诚，力图振作。尤当凛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之圣训，以时时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1年9月7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十二款，签字当天，七十九岁高龄的李鸿章已经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联军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并不算完，天津还处于联军都统衙门的管理之下，这是要在赔款付清之后才能交还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东北，东三省在俄国人手里，要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俄国人的要价很高，正在等着开谈判，不用说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了。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东三省收不回来，那可是大清的发祥地和祖坟所在；答应俄国的要求，闹不好列强会再次群起效尤，中国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强的逼迫威胁，内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遥控牵制，终于把为大清这辆破车驾了一辈子辕的老马给累倒了，10月30日，李鸿章肝病发作“呕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鸿章手下作官，老李离粤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过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21日，自广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员全都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见。当时十分炎热，文忠穿着细葛蓝布短衫，足着山东式样的鞋子，靠着一架小藤躺椅。”在谈了一阵地方上的政务之后——
外交“双簧” 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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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了，诸位领事们（指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晨已得知电报，全都额首相庆呐。”文忠忽然捋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过了一会儿又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即袁世凯）支撑着山东，香涛（即张之洞）、岘庄（即刘坤一）全都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即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军已经零落，牵制（联军）必不得力。日本调兵速度最快，英国人再帮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说：“内乱怎样能止得住呢？”久久没有其他的话。裴将要告辞而出时，文忠止住他说：“潮水还没有来，先不用着忙。”于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兰汽水待客。裴又开口问道：“万一都城守不住，公进京打算怎么办？”（李）回答说：“必会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愤，先以此二者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这是势所必至的。（至于）兵费赔款数目的多少，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研磨（拖延商讨），展缓年份，还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说话间涕下如雨。裴亦怆然，于是告辞。文忠命取相片来相赠，送到舱口，仍拉着手再三叮嘱说：“地方要紧。”裴答应着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锚而去。3
老成谋国，不计毁誉，心态苍凉，闻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为太后和义和团闹出来的庚子事变善后，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国人的要挟逼迫了。东三省的交涉与李鸿章之死，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关联，所以我们先要简单补叙一下庚子事变中俄国的表现。
庚子事变期间，联军在京津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总数不过六万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领的、没能赶上战斗的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德军，他们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后，才在大沽登陆的），这其中的俄军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东北方面，入侵的俄军竟达十五万人之多，很显然，俄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经营的，是其处心积虑已久的中国东北。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外交“双簧” 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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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