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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鲍曼当然有许多个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简单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随着他的庇护人的离去，惟一重视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权力现在都落在了在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的那个新的国家首脑的手上。假如鲍曼能在邓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之前见到他，那么他至少还有些许的机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苏联人不会让戈培尔或鲍曼逃出他们的控制，而且任何和平的谈判也只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进行。
地堡中的杀戮（2）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推迟突围的好借口，我们都是山穷水尽了。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动，其他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种可怕的状态下，没有人的体力还能支撑着跑出去几百米。我们都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多地睡觉。
就在我们致命的敌人凶恶地像老虎撕裂猎物一样对我们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我们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觉，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部分原因是害怕，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久后会死去，而且我们许多人不会很快地无痛苦的死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军离我们是多么近，有时他们的弹幕射击的密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在不断的加剧，迫击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无休止的机枪射击。每个人脑子里都有求生的念头，都在向上帝祈祷。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是多么迅速地求助于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说当时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开始考虑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过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运。
我很快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我那时还没有停止抵抗举起双手向苏军投降的念头，我必须听从命令，参与突围希望能够活下来。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小时候当我祈祷上帝的宠爱时，她曾劝我要向上帝致谢而不是祈求。在这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仍然没有睡觉，但是我已经停止祈祷了，不求上帝救我的命了，而是自己想办法做些能让我活下来的事情。
我脑子里想起了童年时候的一些事情。西里西亚美丽的森林，和妈妈一起采摘浆果，带着我的狗散步，我可爱的小鹿，我亲爱的祖父母，甚至那曾经让我失望的父亲我现在也想让他高兴。哈思目前在什么地方？我非常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他会让我们毫发无伤地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深信这一点。但是哈思现在失踪了，他被埋在哪里是我在给妈妈和安妮·玛利亚最后的两封信中提到的事情。她们将永远也收不到这两封信了，她们也不会读到我最后对她们说的话了，而且她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头脑中就要一片空白时，就很难再有睡意了。
正当我疲惫地躺在行军床上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地马丁·鲍曼正在试图从大本营里组织自己的突围队伍，他请求阿克斯曼给他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组成人肉盾牌。我听到格雷姆和阿克斯曼讨论这件事，这正是阿克斯曼发誓为元首提供的人肉盾牌。鲍曼的理由是他现在是党的领袖，应该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其他的高级军官都在这些年轻士兵的保护下通过了苏军的封锁线，所以从多个方面来看他的要求都是正当的。
但是阿克斯曼有些吃惊，他怀疑鲍曼在地堡中的最后这些天里除了策划打垮他的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幸存外没有干别的事情。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曾命令汉斯·鲍尔用飞机把他送到邓尼茨在波罗的海的指挥部，但是鲍尔告诉他已经没有飞机了，所以绝对不可能很快地给鲍曼这个顶级的懦夫提供逃离的可能。他在一层楼梯上说过他希望汉娜·瑞奇没有离开——好像即使没有飞机，她的冒险行为也能够救他的命一样。鲍曼对徒步突围的前景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一队年轻士兵为他挡住苏军子弹的想法对他来说至少是个安慰。
有一段时间我希望阿克斯曼能答应这一请求。如果他同意鲍曼的请求，那么我肯定是被指派执行这一任务的团员之一。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我们冲出去的机会可能要比原来计划的大规模突围成功机会大一些。我并不特别喜欢鲍曼，但是很高兴有机会和他一起在大多数人之前突围出去。我从行军床上站起来并且怂恿阿克斯曼同意鲍曼的计划。其他几位在场的军官也这么做，其中包括波特，但是有一个人反对说这种行动必须要得到蒙克将军的同意。格雷姆被派去新帝国党总部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
没有单独的突围，即使是为了马丁·鲍曼也不行。没有比被所有的人不放在眼里这种方式更能生动地证明鲍曼手中的权力已消失殆尽了。他没有对军队的控制权，鲍曼的行为就像一只金毛野鸡，我的祖父总是这么说他。他获得了高级官员所有虚假的恭维，但是他不会飞。他不像是一个战士，他和许多懦夫一样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我知道阿克斯曼也是这么认为，但是他比较谨慎。他所说过关于鲍曼的话就是：“他能控制他的酒量。”在希特勒自杀后，鲍曼自我陶醉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尴尬。有人说他从食堂里找到酒，并且把酒和香烟递给他周围所有的人。
我为我们没有去成感到失望，但是我心中也窃喜。他的请求被否定后，鲍曼一定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党的领袖，他都没有一点实权。所以，希特勒让他“党内最忠实的同志”也失望了。他给他一个党的领袖的名而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我问我自己，我准备好死了吗？然而奇怪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对我来说第一次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为什么而死呢？为元首吗？他已经死了。为国家吗？它现在也已破碎了，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国家了。为我的妈妈、姐妹和我的兄弟吗？不。他们不想让我为他们而死。为我父亲吗？哈！他肯定会把我英雄式的死亡看作是一枚荣誉勋章，但是它是英雄式的吗？或者是可怜的和令人同情的呢？我会被坦克碾过还是会被喷火器烧死？而且即使我的死是英雄式的死，我的父亲他知道吗？其他人知道吗？我是最后一个尽管被打败但仍为荣誉献身的人吗？我是后代的杰出榜样吗？
地堡中的杀戮（3）
不，我不想死，我知道安妮·玛利亚在等我。
在那天深夜，戈培尔和鲍曼命令克雷布斯离开地堡去和苏军的领导人朱可夫将军进行和谈。克雷布斯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先曾做过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曾经被斯大林拥抱过，希望早期美好的回忆能够为外交的车轮加点油（后来证明这毫无希望）。克雷布斯手举着白旗离开了地堡，他带着戈培尔和鲍曼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是帝国新政府的成员，以及海军司令邓尼茨是这个国家新的首脑。鲍曼请求批准能够安全地到达邓尼兹在石荷州的指挥部去拜访他。
克雷布斯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回来。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消息，除了彻底投降外，苏联人不接受任何条件，他们要求在下午4点钟给予答复。5月1日对苏联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斯大林希望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庆祝它。直到现在，鲍曼和戈培尔才认识到什么样的和平条约也签署不了。他们指示继续突围，戈培尔说他将不参加逃亡，而是要像元首一样死在柏林。鲍曼最终也意识到对邓尼茨隐瞒真相已经没用了，就告诉了这位新的首脑希特勒已经死亡。
在希特勒的地堡里，戈培尔把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从走廊里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他自己将不参加突围而是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像元首一样死在柏林。他让施瓦格曼把自己的遗体烧掉，就像元首的一样，他还告诉他他们决定把孩子们也杀掉。在结束谈话的时候，戈培尔把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多年的一个用银框镶嵌的希特勒的照片送给了施瓦格曼。这是双方一次不露声色的会面。
那天下午，阿克斯曼到了元首地堡告诉鲍曼，蒙克将军已拒绝了他提前行动的请求。后来阿克斯曼到办公室拜访了戈培尔，戈培尔告诉了他自己和玛格达要自杀的决定。后来，阿克斯曼与戈培尔和玛格达一起坐在下层地堡的会议桌前，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包括汉斯·鲍尔、希特勒的飞行员和克雷布斯将军。他们一起喝了一瓶香槟酒并且谈起了往昔的时光，玛格达神经紧张地吸着烟，戈培尔忧郁地回忆起了战前他与阿克斯曼一起在柏林的大街上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党员斗争的时光。
阿克斯曼回来后一定告诉了格特鲁德医生戈培尔的计划，因为她明显地不安起来。她想出了一个救他们的计划，她的想法是从她的护士中选两个助手把地堡中的孩子们带到位于魏登戴姆大桥附近的夏里特医院附近的儿童医院。她问我外面的真实情况怎样，我不得不告诉她外面不安全。我告诉她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被打死的可能性很小，那个地方正在遭受不停的炮击，大街上到处都是呼啸的子弹飞过。她认为医院有红十字标志，应该不会被轰炸，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人为了报复，不但炸了医院，而且当他们最后占领那儿以后还强奸了那里的护士。
几乎在这同时我收到一个指示，戈培尔并不是惟一要杀死他们孩子的纳粹分子。我被派到下层地堡去鲍曼处取一份电报，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给我。尽管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手里拿着急件，他问道：“这就是那个送信人吗？”“是的。”在场的军官说，这个军官从鲍曼手中接过急件信封并递给了我。我又跑回了地下无线电室并把它交给了发报员，我看到无线电发报员打开它不敢相信地摇着头说：“我的天呐，这些孩子也要被杀掉！” 鲍曼命令他的妻子把他们的10个孩子全部杀掉然后自杀。
戈培尔在正午的时候口授了他的最后一份电报，这是发给海军司令邓尼茨的，证实了希特勒的死讯。随后，这位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回到了在上层地堡的房间，孩子们在特劳德尔·琼格照看下在食堂的走廊里玩。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在离孩子们只有几米远的他们的私人房间内是否讨论过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无论是戈培尔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忍心直接提及玛格达·戈培尔将要进行的残忍行为。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被提出了多次，但这对父母都是非常地犹豫不决。约瑟夫·戈培尔曾经有过把孩子们往西送到西部的想法，宁愿让他们落到他较喜欢的英国人的手里。接下来他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无论俘虏他们的当局是多么的仁慈，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永远也不会被允许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然而把杀死孩子的主要责任完全推到约瑟夫·戈培尔的身上也是不对的，玛格达·戈培尔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作为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战后的生活一定不容易，但是对于玛格达·戈培尔来说，杀死她的6个孩子的可怕的念头不仅是一种仁慈的行为，而且据猜测她也想通过把她的6个孩子给希特勒做祭礼来确定她帝国第一夫人的身份，来超过那个在最后时刻的冒牌者爱娃·勃劳恩。
就在那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戈培尔把一位党卫军的牙医赫尔穆特·昆兹（Helmuth Kuntz）从希特勒的办公室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戈培尔解释说他的妻子有一个特别的请求，然后戈培尔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只留下昆兹单独和玛格达在一起。昆兹是一个牙医，他在党总部的地下室有一个诊所，正是他治牙用的椅子受到了地下室里的狂欢者们欢迎。昆兹在4月27日刚来到党总部时，玛格达先开始对他说她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随后说起了由于形势的原因，她认为她将不得不杀死她的孩子们。那时，他赞同说杀死孩子们是一种仁慈的行为。
地堡中的杀戮（4）
但是现在形势真的发展到了这一步，昆兹显得有点勉强。玛格达·戈培尔直接向他提出了帮助他们杀死孩子们的请求，他极力想说服她把孩子们送到夏里特医院，他们会受到红十字的安全保护。她立即否定了这个想法。不久，在约瑟夫·戈培尔回来后，他也不同意这个想法。他只说了一句话：“他们是戈培尔的孩子。”简洁地总结了他带给他们孩子的悲惨命运。约瑟夫·戈培尔又一次离开了房间，而且过了大约1个小时还没回来。由于事情仍然没能定下来，昆兹医生只好同玛格达·戈培尔坐下来玩起了纸牌游戏。
希特勒的死使得地堡有一种令人恐惧的寂静，除了戈培尔的孩子们每个人都知道了所发生的事。现在快到了他们最后就寝的时间了，几个孩子正在他们的“希特勒叔叔”几个小时前结束生命的套房外玩耍。另外几个孩子在上层地堡的房间里玩耍，这个地方有一些成年人在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他们在食堂的走廊里喝酒叙旧。在大厦地下室聚会的嘈杂声传到了地堡中，玛格达·戈培尔和昆兹医生继续玩纸牌游戏，特劳德尔·琼格开始哄孩子们睡觉。约瑟夫·戈培尔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苏联人可能已经打到了地堡的上面。他们必须立刻行事，否则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落入苏军之手。
玛格达·戈培尔和昆兹医生飞快地从下层地堡经楼梯来到了上层地堡进入了孩子们的小卧室，6个孩子都穿着睡衣准备好睡觉了。这个屋里有3张上下床。玛格达从一个架子上拿了一个注射器。里面装有吗啡。玛格达跟孩子们说医生来给他们接种疫苗，地堡中所有的人和士兵都已接种过了。他们明天将乘飞机飞往贝熙特斯加登和他们的希特勒叔叔会合，所以孩子们必须睡个好觉为这次旅行做准备。他们最大的女儿海尔格是否感觉到了这个手段不得而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没有。在过去的几天里，地堡中的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目击了这令人心碎的场景，孩子们在天真的玩耍而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但是他们注意到12岁的海尔格，到目前为止她是孩子们之中最机灵的一个，好像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不祥的气氛。在希特勒自杀后，她的妈妈由于悲伤而那么地过度紧张，她不可能没注意到。难道她没有注意总是受人关注的希特勒叔叔在过去的这几个小时里没有露面吗？
不过海尔格还是听了妈妈的话，和其他的孩子躺到了床上让党卫军的牙医给他们注射药物。玛格达不能面对她计划的初始阶段，她走出房间在外面等候而让医生来完成这项任务。大概是在8点以后医生从房间里出来了，他非常紧张地告诉她，药会在10分钟后起效。这位党卫军医生还说他不能按要求继续做下去，必须要找到一位更加服从的医生。不一会儿，斯达姆普菲格来到了。
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有一套特殊的价值观。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天职，但是斯达姆普菲格在地堡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给人们分发大量的蓝色玻璃状的氢氰酸药丸，这种药会很快地结束人的生命。哈思教授和申克医生曾多次让他到大厦的战地医院帮忙，但是斯达姆普菲格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格特鲁德医生也曾经问他是否能到她在纳粹党总部的治疗室里来为一位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做个手术，他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想为了救别人而冒生命危险穿过威廉姆斯大街。这位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最后因此死掉了。
这时斯达姆普菲格和玛格达·戈培尔进了孩子们的房间。所有的孩子都因为吗啡的作用而睡着了，尽管几个孩子比其他几个孩子睡得更沉一些。玛格达·戈培尔依次走到每一个孩子的身边，把他们的嘴巴掰开，接着斯达姆普菲格把他玻璃状的氢氰酸药丸放进孩子们的牙齿中间，然后玛格达·戈培尔再把孩子们的嘴合上。孩子们可能出现了轻微的痉挛，并很快地吸了口气，几秒钟后孩子们就死掉了，或许除了海尔格以外。几天后当苏联军队发现孩子们的尸体时，他们医生的验尸报告称海尔格脸上有“几处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这表明她可能醒了并且发现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劲，可能在她妈妈试图掰开她的嘴时挣扎了几下。没有什么好的方式与她的第一个女儿告别，在斯达姆普菲格和玛格达·戈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