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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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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约论》原文中用法语。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有生命力的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此从人们的智力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也可以找到某种联系，这就像在人类的活动和商业、手工业、园艺，或者任何哪一行业之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智力活动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就令人费解了。史学家的这种结论只能用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历史是由学者来编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那个阶层的活动是全人类活动的基础，就像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商人和军人不写历史，所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第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这是一些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模糊概念的幌子下就更便于使用那些意义更加含混，因而可以随意编成理论的字句。
但是，我们姑且不说这类历史著作的内在价值（这类历史著作很可能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是有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史越来越接近通史，这些历史学家仔细认真地分析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认为它们是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每当历史学需要叙述某一实际历史事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些历史学就不自觉地把这样的历史事件说成是权力的产物，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意志的产物。如果文化史学家这样说的话，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于自相矛盾之境地。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杜撰出来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各种历史事件，而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的那种权力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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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辆机车在行进。如果要问：它为什么会移动？一个农夫说：是鬼在推它。另一个说：机车移动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第三个满有把握地说：机车移动是因为风把烟吹开了。
农夫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圆满的解释。要想驳倒他，就得有人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另一个农夫向他解释，不是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动机车。直到发现矛盾百出，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把轮子转动作为原因的人，可以把自己驳倒，因为只要他加以分析，就会想得更深、更深：他必须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没有找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是机车移动的最终原因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吹到后面的烟来解释机车移动的人，显然是这样的：他看出车轮转动不能作为原因，于是就把他看到的第一个迹象作为原因了。
唯一能够解释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
不过，对这种概念，不同的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与所见到的运动力量不相等。有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天赋的力量，犹如那个农夫以为机车里有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犹如车轮的运转产生了力量；又有一些人把它看作智力的影响，犹如被风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个别的人物，不管这些个别的人是凯撒，是亚历山大，是路德，还是伏尔泰，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的人——毫不例外的所有的人的历史，就不能不把迫使别人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权力就是史学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的把柄，谁要是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研究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只能使自己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由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本身表示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虽然表面放弃权力这个概念，而每迈出一步都得求助于它。
历史科学在对待人类的问题方面，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专题民族历史好似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可以供使用、可以供流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对任何人都无害，而且还有益，只要不发生它是靠什么作保证的问题。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置于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会是饶有趣味的、富有教益的，也许还带有一点诗意。但是，正如由于纸币造得太容易，发行得过多，或者因为大家都要兑换黄金，于是钞票的真实价值就成问题一样，由于这类历史写得太多，或者由于有人幼稚地提出问题：“拿破仑究竟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一手？”也就是想把通行的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的时候，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也就会引起疑问了。
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那种人——他认识到纸币的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成硬币来取代货币。那种硬币的确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愚弄无知的人们；但是那种只能叮当作响而没有价值的硬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黄金之所以为黄金，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供交换，而且可以供使用，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他们如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是真金。世界通史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而文化史家则回避这个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正如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一些同意用它代替黄金的人们中间使用。或者在不知道黄金的性质的人们中间使用，不回答人类主要问题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们就是这样，他们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供给大学和那些爱读正经书本的读者中间流通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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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否定旧的观点，即否定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由神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又是服从神的，那么历史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其一：或者恢复神直接干预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阐明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涵义，否则历史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旧信仰已经被破除了；
所以必须说明权力的涵义。
拿破仑下令召集军队去作战。我们对这种看法是这么习以为常，对这种看法是这么熟悉，以致于为什么拿破仑一发出命令六十万人就去作战，这样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他有权力，所以就照他的命令办。
假如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赋予他的，这个答案就令人十分满意了。但是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得断定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可能是一个强者对一个弱者在体力上占有优势的那种直接的权力——运用体力或以体力相威胁的那种优势，例如赫拉克勒斯①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上的优势，犹如一些历史家的幼稚的想法，他们说，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是英雄，即赋有特殊精神和智慧，以及赋有所谓天才的人们。这种权力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的优势上，因为，暂且不提拿破仑之流的英雄人物，关于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的评价众说纷纭，历史向我们表明，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的优势，相反，他们多半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人都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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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假如权力的源泉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固有的体力，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那末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源泉一定在人的身外，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中。
法学对权力的理解就是如此，法学这个历史的货币兑换处，允诺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或以赞同的言语或以默许把意志交给他们所选出的统治者。
在法学领域里，在论述国家和政权应该妥善地建设（假如可以妥善地建设）时，这一切都是十分明白的；不过，在应用到历史上的时候，这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加以说明了。
法学对待国家和权力，好像古代人对火一样——看作一种绝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就历史来看，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就现代物理学来看，火不是一种化学元素，而是一种现象。
由于历史与法学在观点上有这种根本的差别，法学虽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以及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历史所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的权力的意义问题，它根本解答不了。
假如权力是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那末，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的时候是一个罪犯，后来被他拘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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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拿破仑三世曾三次夺取帝位，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成功了。
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参与的宫廷政变也是把群众意志移交给一个新的统治者吗？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把一个民族的群众意志移交给征服者吗？莱茵联邦的意志在一八○八年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一八○九年，当我们的军队联合法国人去打奥国人的时候，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
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三种答案：
一、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移交给他们选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们，因此，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任何反对既经移交的权力的斗争，都应视为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行径。
二、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们的，并且指出，对权力的种种限制、冲撞、以至摧毁，都是由统治者们不恪守移交权力的条件造成的。
三、或者承认，群众的意志是在不确定、不为人知的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承认许多政权的兴亡，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因为统治者或多或少满足了群众意志，由一些人转给另一些人的不为人知的条件。
这就是史学家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的三种解释。
一些史学家，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传记作者和专题史学家，不了解权力的意义这个问题，他们幼稚地认为，似乎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的，因此，在记述某一种权力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就把这种权力视为唯一的、绝对的、真正的权力，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势力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一种侵犯、一种暴力。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的历史时期，而当各民族处在复杂而动乱的时期，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他们的理论就不适用了，因为正统派的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内阁和波拿巴都不过是真正权力的侵犯者，而共和派将会证明，国民议会是真正的政权，波拿巴派将会证明帝国是真正的政权，其他一切都是权力的侵犯者。显然，这些史学家所提供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只能讲给小孩子听听罢了。
另一派史学家认识到这种历史观的错误，他们说权力的基础是有条件地移交给统治者的群众意志的总和，历史人物只有在执行人民意志向他们默许的政纲的条件下才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些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即或告诉了，他们说的话也总是互相矛盾的。
每一个史学家，根据他对民族运动目的的看法，认为法国或别国的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就是这些条件。但是姑且不说史学家对这些条件的看法互相矛盾，就算有这样一个包括这些条件的共同纲领，历史事实也几乎总与那种理论相矛盾。如果移交权力的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能在王位上太平无事，得到善终，而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说，路易十四违反政纲的行动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了报应。但是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得到报应呢？为什么刚好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呢？这种报应的期限有多长呢？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不能解释，为什么那意志的总和一连几个世纪掌握在某些统治者及其继承人的手里，然后突然在五十年间就移交给国民议会，移交给执政内阁，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亚历山大，移交给路易十八，再度移交给拿破仑，移交给查理十世，移交给路易·菲力普，移交给共和政府，移交给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民众的意志这样迅速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尤其是涉及国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学家只得承认，这些转移中，有一部分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转移，而是与狡诈、错误、阴谋，或者与外交家、帝王、政党领袖的软弱无能分不开的偶然事件。因此，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战、革命、征服——并非自由意志转移的结果，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错误意志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又是对权力的摧毁。因此，在一些史学家看来，这类历史事件偏离了历史理论。
这些史学家就像那样的植物学家，他看见一些植物都是从双子叶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便坚持说，一切植物都要长成两片叶子；而那些已经长大的棕榈、蘑菇，甚至橡树与两片叶子毫无相似之处，他就认为这些植物偏离了理论。
第三类史学家说，群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交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条件。他们说历史人物具有权力，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履行了移交给他们的群众意志。
但是，这么说来，假如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掌握在历史人物手中，而掌握在各民族自己手中，那末这些历史人物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群众的活动。
但是，这么说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还是只有一部分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呢？假如像某些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体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么说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假如像另外一些假哲学家兼史学家所想的那样，只有历史人物的行动的某一方面是人民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断定历史人物的行动的哪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这类史学家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便想提出一些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的最模糊、最难捉摸、最笼统的抽象概念，然后说，这一抽象概念是人类活动的目标：几乎为所有史学家所采用的最普通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史学家一面把某种抽象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一面研究那些为自己留下为数最多纪念文物的人们——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的事迹，依照他们的意见，就是研究这些人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因为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这种任意的假定上：群众意志的总和经常移交给我们认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在关于十个人不烧房子、不务农业、不杀害同类的人们的活动的记载中，永远见不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