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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额图遭申斥，太子失宠，两人皆心怀不满。太子与索额图勾结一处，引阿迷达、麻尔图、额库礼、温待、邵甘、修宝等为党羽，如温待、额库礼，本是犯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乃与索额图结党，谋议国事，妄自怨恨。他们趋奉太子，希冀新君即位，以实现自己的野心。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南巡，太子胤礽随驾，至德州，太子病重，康熙帝留驻，召索额图自京师来德州侍胤礽疾。太子久病不愈，康熙帝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他们在德州一月有余，索额图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按皇家礼法，这是死罪。太子却不加责怪。而索额图亦助太子为虐，索额图怀私倡议，凡太子御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几与皇帝相似。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访知”，于是康熙帝决定对索额图严加惩创，连发上谕切责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十九日，康熙帝命将索额图拘禁，并传谕说：
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得书字甚多。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不忍心，但若著尔闲住，又恐结党生事，背后怨尤议论，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不可疏放。（《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第15页）
谕旨中“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语，表明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似乎到了有所行动的地步，再从“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一语中，又可窥见从者颇众。由于事关太子，宫廷内幕，讳莫如深，“不可宣说”。康熙帝采取断然措施，对索额图及其同党中的主犯严加惩处。在拘禁索额图的同时，将其子并家中主要成员一并拘禁。索额图同党额库礼等“俱著锁禁”，同祖子孙在部院任职者，“俱查明革退”。再传谕旨： “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此上谕乃专为隔绝皇太子与索额图的联系而发，严禁宫门大人与侍卫与索额图往还。索额图于五月十九日被拘禁，七月初二以前，于禁所被处死。
索额图与康熙帝的矛盾是权臣与皇帝的矛盾。“索阁老者，皇后之叔也，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册，第4038页）索额图的权势初在明珠之上，后来明珠的地位上升，明珠与索额图的“形势相埒，相互倾轧”。在当时有这样一则时谚，说： “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又有一则民谣，说： “天要平，杀老索；天要安，杀老明。”他们都曾被革职，又被再次起用。康熙帝几次惩处索额图之后又予以重用，明显的是利用他来牵制明珠。事实证明，这并不高明，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因为其中又牵扯到太子的废立问题。索额图之罪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后来又说是“潜谋大事”，这是篡位的委婉语。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也不需要那么严谨，康熙帝又不是书呆子，既然索额图当年曾经参与了康熙帝“潜谋大事”，逮治鳌拜，他的最大功绩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点。既然当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如今就可以成为“本朝第一罪人”。这真是“功臣不可为”呀，后来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祺作《功臣不可为》一文警告年羹尧，也是说对了。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某些时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毙，围观者都见死不救，这现象背后也有“功臣不可为”的意思，有很深的历史教训。
索额图一旦与太子结党，就只有两个结局： 一是“潜谋大事”成功，一是被康熙帝处死。如果康熙帝不是对太子绝望，索额图如果不是与太子结党，当不至于被康熙帝制死。索额图被拘禁后，“人们仍旧怕他”。以为太子终有登基的一日，甚至竟有人欲将他救出来。康熙帝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而后安。
特殊而棘手的君臣关系
皇帝与皇子（尤其是太子）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君臣关系，但也不出君臣关系的范围。当皇帝对大臣不满意时可以杀掉。同样，杀掉皇子或太子也不新鲜。只是因为其中有亲情在，皇帝就不大好办，即使是英明如康熙帝也为此大伤脑筋。因为皇帝与皇子或太子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有人就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这种误解大约是从唐朝李勣的一句话而来，唐高宗李治要立武则天为后，顾命大臣褚遂良拼死反对。李治就废立皇后一事询问李勣的意见，他说：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六年九月）这是李勣“以心机事君”的典型表现，既以此自保，也倾轧了同僚褚遂良。乾隆帝说： “唐太宗之待臣下，未尝不任权术，以至于后来‘陛下家事’一语，贻留宗庙社稷之祸，究之权术有例益乎？”就是说，皇帝待臣下用权术，臣下待皇帝也用权术，最终贻害国家，究竟权术有什么好处？
古人向来把立储大事称之为“国本”，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国本”，闹得朝廷鼎沸，乱杀大臣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以明朝为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他的堂弟继位，史称世宗，为了“名正言顺”，大臣们要求他由小宗入继于伯父孝宗皇帝的大宗之下，称孝宗为“父亲”，世宗和他母亲坚决不能同意。当时恰好宫中失火，大臣们说这是上天示警，世宗只好曲从。过了几年，世宗下令恢复旧称。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以调侃的口吻叙述此事： “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他们大声疾呼： “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臣工跪在宫门外嚎啕大哭，结果是二百多人被皇帝逮捕、廷杖，十多人被打死，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场闹剧，在今人看来，简直莫名其妙，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其意义了，所以就有人称之为“皇帝的家事”。如果真是皇帝家事，在集权专制淫威之下，大臣岂敢力争？
言归正传。依照清朝的制度，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皇子之中贤能者为新君。像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此种方式继位的，康熙帝当初也不是太子，而是顺治临终前根据皇太后的提议，指定继位的。然而这与汉儒的宗法伦理观念相矛盾，康熙帝深受汉儒文化影响，很早就预立了皇太子，像历代汉人朝廷一样，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弊端。
太子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不断扩大影响力，权力逐渐膨胀。一些大臣们为了预留后路，也主动靠拢和逢迎太子，随着皇太子年纪的增长和康熙帝身体的衰老，太子竟大有与皇帝分权之势。朝廷内部已明显形成了皇帝和东宫两个权力中心，前者以大学士明珠为核心，后者以索额图为首领，两方大臣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皇帝最担心大臣们结党互斗，不得不予以打击。康熙帝首先以结党营私的罪名，将明珠罢斥。康熙帝是担心太子受到明珠一党的排挤。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将索额图逮捕圈禁，乃至最终将其秘密处死。这又说明康熙帝对太子完完全全丧失了信心。索额图被处死，太子深感自危，加紧了夺权的阴谋活动，致使皇太子与皇帝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天，康熙帝出巡塞外，命大阿哥胤禔、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等皇子随行。康熙帝逐渐发现太子胤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行为反常，夜晚常常围绕康熙帝的军帐巡视，从缝隙窥视里面的动静，显然是居心叵测，似乎欲有所动作。康熙帝大为光火，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又感到极为不安。为了防止隋炀帝弑父夺位的事件重演，康熙帝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返京之前就解决问题。康熙帝做事果断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初四，他召集随行的臣僚开会，他命胤礽跪在御座之前，康熙帝痛斥太子历年来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太子近日来的反常举动。他说： “这几日以来，朕不知道是今日会被毒死，还是明日会遇害，昼夜不得安宁，时时警戒，朕若不先发制人，尔必先发制我。”康熙帝痛哭仆地，被大臣扶起，他又流着眼泪，宣布立即将太子胤礽废黜，并下令诛杀太子党数人。一回到京城，康熙帝立即命令将废太子拘禁于上驷院旁，由胤禔、四阿哥胤禛等人严加看管。
在康熙帝之前，满洲没有立过太子。康熙帝从小即系统地接受了汉儒文化教育，对汉人的宗法观念也全盘吸收。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有长不立幼，有嫡不立庶。皇室以嫡长子为储君，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绝不可以立幼立庶。长子胤禔因系庶妃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次子胤礽系孝诚皇后嫡子，出生后不久，孝诚皇后就病死了，康熙帝对他格外怜爱，还不到两周岁就将他册立为太子。
康熙帝一生最无奈也最能反映其内心阴暗面的事情，就是立太子问题。于此也可以看出，人的私心是人无奈的根源，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例外。人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及权大于法的信条，这两项于康熙帝都不是问题，可是照样有无可奈何之事。康熙帝自以为是真理学家，亲自教育太子。据说太子的才能极高，“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道德却一塌糊涂。这就是康熙帝亲自教育的结果吗？汤斌、于成龙对儿子的教育比他要强得多。太子为非作歹，康熙帝说是因为他“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如果“素行”是好的，怎么能听了别人的话就变呢？自己错误的教子方法才是太子“变”坏的关键。康熙帝把错误推给别人，还自以为是理学家。
作为嫡长子，胤礽是天经地义的储君，大臣和皇子们一向没有异议，现在康熙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实在是因为胤礽根本就不符合康熙帝对继承人的要求。因为从小骄纵过度，太子习性乖戾，13岁就“刚愎喜杀人”，成年后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他常常勒索地方官员，贪得无厌；甚至凌辱大臣，责打王公，令康熙帝大失所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在远征噶尔丹时患病，命他从京城驰奔驿站来见，他对父皇患病竟“毫无忧戚之意”，康熙帝见此十分生气，当即命他先回京师。康熙帝痛心地说，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他若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为了震慑太子，康熙帝将太子身边的膳房人、茶房人或拘禁或处死。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多几个冤死鬼而已。
长期以来，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他与大学士索额图勾结，形成势力强大的东宫集团。为了打击其他皇子，提高太子的地位，他们将太子的礼仪制度抬高至于几乎与皇帝一样，太子的衣物一律用黄色。对于这一点康熙帝十分不悦，说： “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太子的倒行逆施，对他自己其实是一大损害。他遭到许多人的忌恨，慢慢地在朝中形成了一些与“太子党”相对抗的“皇子党”，康熙帝的其他皇子都很有才华，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反对派。
现在，胤礽被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觊觎储位，各树党羽，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争夺。其中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的地位格外突出，他们为了得到储位，拼命落井下石，恨不能将废太子立即处死。这时，惟独胤禛能替胤礽说几句好话，在看守废太子时，他几次请求将胤礽脖子上的锁链拿去，从而博得了康熙帝的好感。
其实胤禛有自己的打算，就当时的地位而论，显然还轮不到自己做太子，他当然也想做太子，但不能明争，必须暗夺，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是最为明智的。不论是胤禔或是胤禩做太子，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使储位虚悬才是最好的，他可以等待机会悄悄地夺取储位。他也许看出了康熙帝对太子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对废太子表示关切，“十分着急，很想要救他”。这就给康熙帝留下一个为人公正的印象。他在许多场合也常常为各位阿哥说些好话，康熙帝说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比如，胤禛被封为贝勒，而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奏请降低自己的爵位，以便和众兄弟们的地位相当。
有一次，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的优劣，论到胤禛时，说： “只有四阿哥，朕亲自抚育，幼年时稍觉他喜怒不定，至于他能体贴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则可谓诚孝。”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专人记录，写进《起居注》，胤禛听了父皇的话，立即上奏： “‘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不要将此四字写入《起居注》。”康熙帝同意，说道： “此话不过是偶然提起，无非是加以勉励之意，可以不记。”然而越是不想记录就越被记录下来。
长期以来康熙帝总是托付长子胤禔以重任，皇子中又以他的爵位为最高，封直郡王。现在，他自以为储君应该属于自己了，便积极活动起来。他相信厌魅巫术可以咒人致死或致疾，早在太子未废之前，他请来一位蒙古喇嘛施行厌魅巫术，把一些镇物埋于十几处，常常念咒，想在冥冥之中加害太子。太子被废，他自以为得计，又鼓动康熙帝诛杀废太子。康熙帝认为他秉性躁急而愚顽，做太子不够条件，明确表示，“朕并无意立胤禔为太子”。
胤禔见自己做太子无望就转而支持胤禩做太子。胤禩少年时为胤禔的生母惠妃所抚养，二人一向深为相得。与太子相反，胤禩待人宽厚仁和，很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康熙帝的哥哥裕亲王在皇帝面前屡次称赞他如何有识量，如何有才有德；朝中许多大臣也都十分赞赏胤禩。
也许是出于独裁者逆反心理，康熙帝反倒对大臣们赞赏的胤禩特别厌恶，说： “二阿哥（皇太子）悖逆，屡屡丧失人心，八阿哥（胤禩）则屡屡笼络人心，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他都归功于自己，人人称赞，此人之险诈百倍于二阿哥也。其党羽甚恶，阴险已极，连朕都怕他。”康熙帝对大臣与皇子结党十分警惕和反感。
自古以来，真正欣赏仁义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历史上许多英主都不满意太子的仁义，以为这样是难以有效地实行统治的。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明成祖都是如此，康熙帝也犯了这一毛病。但是，康熙帝与那些皇帝不同的是，把仁义视为险诈，想必是他身边理学之士太多，他都看不上眼，乃至于对于仁义也反感了。大约是因为“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处，胤禩都归功于自己”的缘故，可见，私心是康熙帝不能有理智地选择太子的病根。他对汤斌不满，与对胤禩不满似乎有内在的联系，都是对讲道德之士的反感。
三阿哥胤祉，年龄较大，也受封王爵，他负责修订图书和历法等，《古今图书集成》即是他主持编辑的。在诸皇子中，他的才学最高，颇受康熙帝重视，也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朝中大臣各有所属，私下里积极活动，以求为日后的荣宠做垫步，康熙帝对此发出警告说： “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为国贼，国法断不能容。”
当初，康熙帝废黜太子时，一气之下，曾产生诛杀太子之心。他与大学士李光地商议此事，李光地劝诫说： “废太子不妨，但杀太子不可。古昔文王废掉伯邑考而立武王，太子何妨废？至于杀太子，则是大不祥之事，断不可行。”康熙帝才打消了这一念头。
后来，康熙帝反复考虑了很久，还是打算恢复胤礽的储位。但又拿不定主意，找谁商量呢？朝中大臣都各有所属，必然推荐自己依靠的皇子，只有李光地洁身自好，置身事外，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