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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强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发出来，雍正帝不听议政大臣们提出的谈判之后再处理隆科多的意见，断然召回隆科多，并决定向俄国人让步。隆科多走后，由策凌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当时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线，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策凌表现得不如隆科多强硬，他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在雍正帝。隆科多以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忠诚于皇帝，却没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权看得比维护国家领土更重要。历来中国的独裁者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远没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威的决心更强烈，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先天痼疾。无怪乎清朝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西太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会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昏话来。
所谓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条）。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为借口，严厉惩治隆科多。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 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雍正帝说，隆科多之罪当处斩，但是念其在先帝驾崩时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他对先帝有罪，守在园外以思其过。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帝为了表示公正，赐金治丧。这比对年羹尧的态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蒋泂就权臣的专擅和官僚投靠权臣的问题，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帝回答说： “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阼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见人治社会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本来君臣都要受制约，逐渐地只有相权受制约，皇权不再受制约了。
隆科多与年羹尧身为雍正朝的两大权臣，都是皇亲国戚，带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对他们的过度赞赏，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倒了霉。在皇帝看来，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是主奴关系，这是法家的观念。儒家观念则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这样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权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们敢于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们常说雍正帝是杀功臣灭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传扬出去，于己不利，一杀了却这桩心事。有人认为，即使雍正帝是改诏篡位，也不怕他们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于暴露自己的罪行，岂不是自掘坟墓，他们绝不能干这种蠢事。所以雍正帝无杀人灭口之必要。笔者以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诏篡位，就有杀人灭口的必要。不杀也可以。人要去除心头之患，往往是不论事实，非理性非逻辑的。人的行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则就没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点精神疾病，不足为奇。特别是皇帝，往往是喜怒无常，雍正帝从小就是如此。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权力都有病态的戒护和迷恋。今日美国总统尚且定期看心理医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为乱服补药所致，足见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从他不葬东陵另辟西陵这一点看，雍正帝必有隐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当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张廷玉那样谨小慎微，就不会发生杀人灭口的事。两种可能性都有，此时，修身自省的意义就见其伟大了。
澄清吏治，重用能臣
雍正帝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三代皇帝，他在位时间虽不长久，只有十三年（1723~1735）。但是，他却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位皇帝，上承康熙盛世，然而这个鼎盛之世已呈现衰落趋势，财政危机日增，吏治渐趋废弛。由于他的大力整饬刷新，国力才又明显上升，于是下开乾隆六十年的太平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得以持续130年之久，雍正帝所起到的继往开来及振颓起衰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雍正帝得登大位，已年过四十，成熟老练，他的治道风格崇尚严厉和讲求实际；做事精明果断，又善于周密的谋划和隐蔽的活动。也许是因为雍正帝长期在与父皇及诸王兄弟极其微妙的关系中周旋的缘故，使得他难于被臣下愚弄和欺骗，他擅长于冷静观察和分析思考，又能谋定而动，果断坚决。
雍正帝是一位为政务实“不尚虚名”的人。他说： “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事无大小，周思详虑，求其见诸施行，实可有济天下者”，批评“内外衙门于奉到事件若不过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见诸实事”。雍正帝的一大特点是精力过人，处理政务，从早到晚没有停息，“孜孜以勤慎自勉”。他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则批览奏章。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他也在考虑问题。他的工作作风也以精细缜密，雷厉风行，敢想敢干著称。他喜欢亲自处理大小政务，他时时通过批答奏折的方式，了解和处理全国的政务。雍正之世，为政严刻。然而，他施行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经过反复调查验证，深思熟虑之后而付诸实行的，并非一意孤行。在大清王朝正在由强转衰的关键时刻，经过他的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遂把清朝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雍正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并有实际统治才能的政治家，他所以能够在短短的13年内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与他在皇子时期能充分研究朝政，了解吏情有关。同时他也善于探求统治方法。他在藩邸时就洞悉官场弊端，对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逢迎隐庇，因循苟且等等颓风恶习，一方面深恶痛绝之，一方面又精心揣摩对治之法。他细心考察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矛盾，以及官场社会的人情世故，所以能够一登皇位便做到心有定识定见，立即大刀阔斧地革旧布新。
雍正帝曾经说： “朕在藩邸四十年，对于臣僚之间的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欺上瞒下，贿赂请托，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种种恶劣之习，朕早已深知灼见，可屈指而数之。朕对于民情事理、利弊得失等等，所知也无不周详。朕洞悉下情之处，得之于亲身阅历，这是皇考当日所不曾亲历的。比起自古代那些以藩王而登大位者，如汉文帝，朕所见所闻之深广，也远远超过他了。”真知来源于实践，雍正帝胸怀策略权谋，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之后，他抓住国务朝政的要害之处，做出有针对性的整顿，其兴废革新无不有章有法。
雍正帝为人苛刻，性喜猜忌，却又有任贤使能的胸襟。他所倚重的大臣如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他十分相似，成为他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
模范疆吏田文镜
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