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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堂西征随笔》内中又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讥讪康熙帝，还非议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帝的年号。尤其是在年羹尧青海建功后，汪景祺想到历来功臣都难以与人主相处，遭猜忌乃至于屠戮，而作《功臣不可为》一文呈进。文章主旨是责备人主猜忌，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大意说： 人主杀功臣的原因是由于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认为能定乱者，必能作乱，那么己位就不保，因而疑之，畏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人主因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
汪景祺说，无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于君，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以槌心而泣血者也。”他在结语中讲： “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汪景祺劝诫臣子不可以做功臣，也劝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产生于中国古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
汪景祺做此文，是一种冒险行为。此时，年羹尧的时运正处在盛期，汪显然是要给他提供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以年羹尧的秉性，他是不会理解这一层意思的。现在雍正帝看到此书，其感受可想而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此书实在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了。但是雍正帝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不以“功臣不可为”之论定罪，只以他诽谤康熙帝之罪，按照大不敬律，将他处斩。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再说钱名世案。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以参加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授议叙，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用的是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运用此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当年，周公召伯共同辅佐周成王。大臣以摄政方式治国，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君臣分享权力的方式。钱名世引这个典故，也暗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虽经历代君主一再地歪曲，儒家的本来意思，仍没有消亡。而皇帝却是实实在在地反对孔子的学说，“雍正阅之，大为震怒”。
钱名世诗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胤禵调兵进藏平乱，立有大功，康熙帝为之立一碑，碑文为阿布兰所撰。雍正帝继统以后，嫉恨允禵之功，认为碑文不实，只写了允禵的功劳，没有突出“皇考”，于是又重写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照先例为他再立一碑石。允禵是对雍正帝威胁最大的政敌，这“第一碑”雍正帝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为臣子再立“第二碑”？雍正帝说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为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将其革职，发回原籍。比起汪景祺、查嗣庭来可谓从轻发落了。钱名世颇有文名，但“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为名教所不容”。雍正帝别出心裁地以“文词为国法”，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把它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羞辱之。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往审视，是否悬挂。这就制造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钱名世一生都喘不过气来。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有云：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雍正帝要令天下读书人都不可以照孔子的原意理解儒家精神，而要按照皇帝的意识改造思想。雍正帝令科甲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再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警告文人学士“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正詹事陈万策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意谓钱名世与戴名世（康熙朝之《南山集》文字狱案犯）同是叛逆之罪；钱亮工又与在狱中的周亮工（入《贰臣传》）同是奸伪之人。或指年羹尧，年字亮工。这首诗得到了雍正帝的夸奖。有些人却因为诗作得不称皇帝的意，倒了大霉。如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则以诗意乖误革职，平白无故地遭到整肃。这虽是整肃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算儒家的君臣思想。
查嗣庭之狱
查嗣庭之文字狱是因隆科多而兴的。查嗣庭，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查氏一门兄弟四人皆为进士出身，长兄慎行以诗文著名一时。雍正元年，查嗣庭由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蔡珽又复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廷讲官。雍正四年（1726年），任江西正考官。此科乡试，试题曰： “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试题“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是为大不敬，文字狱遂起。
案发后，查嗣庭被捕入狱，抄家，查出“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棋相为表里”。他以钱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显系抨击时事，故最后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获死罪。这时隆科多已待罪边疆，蔡珽案正在锻造中，雍正帝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五年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并牵连到一些官员。
关于此案的缘由，雍正帝自己说得很详细：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
今岁各省乡试届期，用伊为江西正考官。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雍正帝朝起居注》，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永宪录》续编，410~411页）
查嗣庭是隆科多一党，整肃他的真正原因不外乎此。隆科多是雍正帝合法继位的惟一历史见证人，为雍正帝所忌是必然的。诛查嗣庭等于打击隆科多。查嗣庭典试江西的试题之中，罪证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题：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的逻辑是，用此为试题，就是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三题： “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帝认为出此题实为居心叵测。策题： “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帝说查嗣庭不尊君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易经》次题：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认为，这是暗示人要把“正”和“止”两字联系起来思考，其中寓意暗合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文所说“正”有“一止之象”，都是指雍正年号，暗喻斩雍正帝之头。科举考试，考官从“四书”“五经”中摘取文句命题，因涉嫌谤讥而获罪的，在明代已有之，但不至于如此草木皆兵。
雍正帝也知自己牵强穿凿，不能服人，就说查嗣庭这样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对他试题那样分析不是深文周纳，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问题不仅在试题，还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雍正帝兴查嗣庭之文字狱为了整肃隆科多和蔡珽作铺垫。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雍正帝把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珽诸大案相牵连，兴文字之狱，从而使他们成为比年羹尧、隆科多更危险的另一类敌人，是朝廷的主要打击对象。如果说，对于奴臣的不忠，皇帝不能容忍的话，对于不臣之民的读书人就更不能容忍了。
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到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已经死在狱中，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由于查嗣傈死于戍所，到乾隆帝即位后被赦归的也就只剩下被流放的查嗣庭的儿子与侄子了。
陆生柟之狱
陆生柟以有朋党之嫌而获罪，实属莫须有。陆生柟，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雍正帝引见之后，将他改授工部主事。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帝因他是广西人，推论出他“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把他革职，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陆生柟也如此。雍正七年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生柟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
对于此一文字狱，雍正帝是这样说的：
陆生柟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旧历奏折，开始是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厚谨慎。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柟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当时将他补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期改正错误。后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但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期望他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岂意陆生柟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柟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
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心协力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逐，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臣）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又陆生柟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术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塞之弊；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人之学而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王）安石者”等语。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优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但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首要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祭祀之事，则付之有司”等语。
雍正帝对这些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定罪。陆生柟主要的罪恶思想如下：
陆生柟美化封建制而非议郡县制的议论，是对雍正帝即位后以苛刻严厉的手段打击胤禩、胤禟诸王，穷治其党羽，为排除皇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杀戮诸王之事有所微词。
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这是对雍正帝秘密建储有所微词。
陆生柟讥刺康熙帝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至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这是质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陆生柟主张无为而治，是暗示雍正帝滥用君权。
这就是所谓“借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读书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对现实的看法，有与当权者的主旋律不和谐或可疑之处都不能被容忍。雍正帝制造文字狱之荒诞不经，自此以后，不仅是时事不敢议论，即使古代历史，也不敢议论了。
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