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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翰林数人入值内廷，以后又设立专门供皇帝咨询和顾问的南书房。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经筵典礼，由工部尚书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举行。经筵讲官都是由皇上慎选的德才兼备的学问优长之士，如熊赐履、王熙、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后这些讲官便担任大学士，所谓“以大儒为名臣”，即以帝师为大臣。日讲地点初在弘德殿，后移乾清宫。讲官由翰林院官员担任，有熊赐履、史大成、李仙根、张贞生、严我斯、蔡启尊、孙在丰、杨正中、杜臻、张英、沈俭、史鹤龄、陈廷敬等，还有满族学官折库纳、傅达礼、莽色、喇沙里等。从此，清代帝王的培养、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备。经筵日讲的恢复有重大意义，满洲皇帝学习汉儒文化必然对帝师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说： “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倦。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学知识，多为谋生之资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何必学知识？儒家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不为谋生而为修身。贵为天子当然须求学习最高目的之实现，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时，康熙帝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嗜欲日开之时，他把精力用于治国，尤能勤奋治学，确是十分难得。康熙帝的学习精神不仅使那些庸碌懒惰、淫乐无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专为科举考试而读圣贤书的汉族士人相形见绌。他五更就起床读书，常常读到深夜，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也不休息。汉儒文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读精修，为康熙帝以后的治国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刻苦学习成为传统。以后，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无法相比的。
清代宫廷内，有两个书房。一为上书房，是皇子受师读书处；一为南书房，是皇帝研究学问处。故宫的乾清宫之西为懋勤殿，是康熙帝读书处。南面的乾清门右阶下是“内廷词臣值庐”，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是康熙帝与入值翰林院探讨学问的地方。这些人基本上为汉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顾问。
从康熙帝开始，满汉矛盾确实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满汉君臣关系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盖了，从本质上也被稀释了。如果实行满洲家法，八王共治，汉人也是没有决策权的。两种权力分配方式都对大多数中国人不利。满汉两种“家法”孰优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长于沙漠中的胡杨柳与生长于江南水乡的垂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我们只能说，适应具体的客观环境的某一种柳是好的，不适应就不好——不论是旱死或涝死。古代的君臣关系是当时客观条件的产物，关系和谐，老百姓就过好日子；否则老百姓就遭殃。历史选择了汉人的“家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内战。满洲家法的形式不适应大一统的中国，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一致。这真是一个悖论。正如鳌拜与周公从形式上说都是好的，但是个人修养不同，结果就不同。中国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其原因在此。借用鲁迅的话，“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人民把希特勒选上台，造成人类大劫难，就充分证明了制度好坏不是根本，人的好坏才是根本。修身与治国的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君主制的形式可以改变，做好人的观念永远不可以变。至少，在无法直接改变某一种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求其次，提高君臣的道德，总是于老百姓有好处的。中国老百姓要好皇帝和清官，并非是愚昧，因为历史条件的改变非数十年或百年之功不可以成就。
历史不能不走“弯路”。清朝初年，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为代表的激进儒学，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之下，无法取得主流的地位。因此，只有承认既成政治现实，与朝廷合作的士大夫及其尊崇的理学，才能成为儒学主流，这一派儒学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的功绩在于改造了清政权的落后野蛮性质，缓解了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安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南书房的帝师们为清初盛世做出的贡献是极大的，其功不可没。
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刚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为信赖的一位帝师。康熙帝说： “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通过与熊赐履的反复论讲，康熙帝的涵养功夫不断深化，确是大有益于治国。及至晚年，康熙帝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说： “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知道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间断。”
康熙帝从熊赐履的讲论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对其用人行政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误解，以为不过是中立，或调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谋的极至，表现为公正无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体现为强调廉与能的结合，虽然他很强调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说： “督抚为地方大吏，操守为要，才干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则俱蒙福矣。为官不可过于贪婪，亦不可过于廉刻。过于廉刻则不能和平宽宏以率下，操守虽清却不利于办事。只有既廉洁又能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这就是中庸之道。
熊赐履治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穆然清静，治国以宽缓平和为善，严猛繁苛为不善。康熙帝深受其影响，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几乎贯穿于一切政务之中。康熙帝非常理解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之策，并始终遵守着这一治国方略。
君臣常常结合时政探讨理学问题。有一次，熊赐履进讲之后，康熙帝问他： “近来朝政如何？”熊赐履答道： “奢侈荒怠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皇上励精图治，明令严禁奢靡，崇尚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务。而有司视若虚文，奉行不力，但恐积习沉痼，猝难改移。惟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除恶习，太平无疆之业，全在于此。”康熙帝又问： “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则弭盗。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答道： “圣谕及此，是天下生灵之福。臣阅邸报，见盗案烦多，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克扣。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就可以了。”康熙帝深表赞同： “诚然。”一般来说，忠臣对英明的皇帝总是报忧不报喜，如果大臣报喜不报忧，英主就会认为他是佞臣；反之，大臣对于昏暴的皇帝则报喜不报忧。问题不出在大臣身上，主要是看皇帝的喜好而定报喜或报忧。康熙帝、雍正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忧，乾隆帝比较喜欢大臣们报喜。
康熙帝对熊赐履十分依赖，频繁召对，言听计从，深为信任。所讨论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凡诸子百家，国计民生，用人行政，无所不论。康熙十四年，熊赐履升内阁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
一次，君臣讨论不扰民的问题。熊赐履说： “为治固患废弛，然而求治甚急，将更纷乱丛生，必然困扰百姓，弊端丛生，所谓欲速不达。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须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官员以多事为政绩，以喧嚣为繁荣。急于用事者，不仅仅是欲速则不达，而且是欲留名则不达。康熙帝极赞成他的观点，以为清静无为之道确是治国的上策，“致治实在是不宜太快，只须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从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升迁、亟亟乎建立丰功伟业的官吏们，他就摇头叹气： “从来与民休息，其道在于不扰民，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康熙帝特做一篇《宽严论》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认为： 天下大治之本在于宽仁，这是上天爱民的体现。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静，处之以和平”。宽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嚣，清静无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读史书，见汉朝发生灾变即诛宰相，感叹道： “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然归罪于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过，不得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命礼部官员前往视丧并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又眷念其旧劳，擢用其子。
南书房师友
清初，在中央衙署内，满汉关系十分紧张。汉官极受压抑，六部尚书，概为满员。顺治五年（1648年），始设六部汉尚书，但无实权，不过“相随画诺”而已。顺治皇帝亲政后，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不见汉臣。顺治帝虽有过尊儒的举动，但只不过是表面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要把“本朝家法”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大学士陈名夏提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的进步主张竟被杀头，这很可以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态度。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曾把其控制区内的汉族缙绅（士人）尽行捕杀，仅有少数人逃匿。这种仇视汉儒的政策，在皇太极时代略有改变，但清廷视汉官仍不过是高等奴隶，汉臣见了满臣必须下跪。甚至汉官也要学满语，学不会而遭打骂的事司空见惯。廷议时，满臣可坐，汉臣须跪，地位明显不同。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汉族儒臣再次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为了压抑汉人，削弱文臣在朝廷的地位，他们改变了顺治帝仿明朝政治和汉化的治国方针，将内阁和翰林院撤销，恢复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等旧制，并降低了汉官品级；裁减汉人言官；减少了进士的录取额；官缺，汉族仅占四分之一，且并非重官要职。如此压抑汉臣，其目的无非是驯养汉臣的奴性心理，并防止满族政权的汉儒化。
顺治时期，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仍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低，是防止大学士权力过大的意思。内阁没有明朝时期总制均衡的地位。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御理政事之后，于翌年（九年）八月，承顺治十五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才稳定下来。
康熙帝修改尊满抑汉的政策，所倚重的两位满洲贵族，一位是协助他逮治鳌拜的索额图，还有一位是明珠。两人都是满洲正黄旗人，都与爱新觉罗氏结亲，二人共同辅佐康熙帝，成为康熙帝的两翼。而二人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满汉矛盾。康熙帝意识到，满洲的“祖宗家法”于满洲贵族王公大臣们有利，却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他赞成学习汉人的制度。汉臣们因为受到满臣的压抑，当然也反对满洲家法。索额图是满洲贵族的代表，而明珠却是主张汉化。康熙帝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自然是倾向于汉化的。
明珠（1635~1708），字端范，姓纳喇氏（又译纳兰），满洲正黄旗人，出身于“海西四部”，极受康熙帝倚重。康熙三年（1664年），任内务府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六年任纂修清世祖实录副总裁，七年奉命视察长江、黄河、淮河水利工程，对治河有正确的建议，后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御政之时年仅16岁，明珠则长康熙帝19岁。明珠审时度势，看到满汉矛盾的激化将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为此，他辅佐康熙帝力除陈习，洗刷积弊，基本抛弃了压抑汉官的政策，实现了清初治国方略的转变，开拓一朝新政，为清朝中期的盛世奠下了政治基础。这个根本的政策转变的本质就是尊满用汉、崇儒重教。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深刻时，往往导致国家动乱，吴三桂之乱更有民族矛盾的成分在内。叛乱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地方汉族军政官员的响应，与清朝初期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很大关系，而朝廷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康熙帝在用人制度上抛弃了民族歧视政策，转为重用汉将。吴三桂之乱，明珠与王熙同掌兵部，起用“河西三（汉）将”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等，提高绿营兵的地位。康熙帝同意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正是由于汉人官兵地位提高，战争形势才开始好转。
明珠协佐康熙帝开经筵日讲，开博学鸿儒科，修纂《明史》，设南书房，起居注官增加汉员，内阁学士增设汉官等。总之，尽力争取汉族士大夫与清廷合作，调整统治阶层内部的满汉关系，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以加强政治稳定。此后，除了少数士大夫仍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外，大部分士人都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汉人入仕人数明显增加。
明珠亲自任经筵日讲官，他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又具有较深的经学素养，值讲论经时，口若悬河，辩才无碍，这在满洲贵族之中是极少见的。明珠的相府一时成为汉族儒士诗酒文会之所。他的长子纳兰性德，作为康熙帝身边一等侍卫，颇受青睐。纳兰性德才华横溢，是当时的著名词人。他广交文坛名流，与汉族士大夫朱彝尊、姜宸英、顾贞观、严绳孙、陈维崧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所作的《纳兰词》在清代词坛独树一帜。明珠次子纳兰揆叙，少年时即受业于江南名士吴兆骞，读四书五经，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后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于退朝之暇，仍手不释卷。三子纳兰揆方，于书无所不读，乃至于废寝忘食。吴兆骞流放宁古塔二十年，经纳兰性德、明珠援救入京，纳兰父子因此深受士人赞誉。
康熙帝东巡之后，纳兰性德受命考察雅克萨，染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