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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梅森说，“不过请讲得具体些，你是怎么知道黛安娜的自由危在旦夕呢？”
“别装糊涂了，梅森先生。黛安娜跑到里弗赛德找博雷。她见到了博雷。她也许是最后一个见到博雷活着的人。”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警方从一个匿名举报电话了解到了这些情况。”
“你是怎么知道举报内容的？”
“通过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管这个的。”
“你好像知道的还不少。”
“知识就是力量嘛。”
“你想有力量？”
“我想力量越大越好。不瞒你说，梅森先生，我家书房里有一个窃听器。我儿子正处在罗曼蒂克的年龄，好几次有女孩子找到他想对他进行敲诈。所以我认为在房间安个窃听器倒是好办法，所有的谈话都可以被窃听到。”
“这么说今晚我和你丈夫的谈话都被你窃听了。”
“一字不漏。”
“那好，你有何见教？”
“如果能证明在黛安娜拜访博雷之前，博雷就已受伤——而且是被严重打伤的话，就会证明你的当事人是清白无辜的。我说的有道理吧。”
“假设如此。”梅森说。
“而我能给你提供这个证明。”
梅森说：“也许你还是坐下来谈谈好，温洛克太太，我们好好谈谈。”
“也好。”她走向一把椅子，坐下来，把膝盖交叠在一起，又摆弄了一下裙子，使裙摆的底边放顺，充分地烘托出一双裹着尼龙袜的纤细的腿。她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微笑地看着梅森，脸上充满镇静的自信。
“说说看，我们要如何证明这一点。”梅森说。
“至于这个嘛，”她说，“我们以后再详谈。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你是否原则上同意我的观点，即如果我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我就有权保持我的名誉、地位、我的声望和财产。”
“你还打算提供其他什么作为回报？”梅森问。
“你说，其他什么是指什么？”
“关于黛安娜的财产权力呢？”
“她有产权吗？”
“有的。”
“我丈夫是怎么认为的？”
“我想你应该和你丈夫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好，这么说吧，在财产分割上我丈夫的任何建议我都同意。”
梅森说：“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你打算怎样做证，我还得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讨论。”
“好吧，”她说，“我们假设哈里森·博雷是个诈骗犯、无赖、不法之徒。假设事情错综复杂，一环套一环，今天晚上有个人来到博雷住处，因为分赃不均和博雷发生了争吵，结果博雷被严重打伤。”
“然后呢，我们再假设我儿子来拜访博雷，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但他并没仔细看，以为博雷喝酒喝得烂醉就走了。我们再假设我也去拜访博雷，发现他受了伤，于是认为可能是我儿子和他发生了争吵并打伤了他，我也走了，没过多久我给旅馆的老板打了电话，告诉她去看看10号房间住的那个人，说完就撂了电话。”
“我们还假设我丈夫跟在我后面拜访了博雷，见他受伤，猜想是我和他发生冲突造成伤害，也溜走了。”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你的证据，你丈夫的证据和你儿子的证据，而你明明看到有人受伤却见死不救也理应受到责备。”
“如果以上情况确实属实，告诉我，会有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你儿子以为他是喝醉了，还有情可原，可以不构成犯罪。可是如果你明明知道有人犯了罪，却知情不举，情节就比较严重了。”
“假设我也以为他是喝醉了呢？”
“那样的话，”梅森说，“就等于编造了一个愚蠢的故事，把听众当成笑料，因为居然发生两个同样偶然的事件，这显然不太可能。”
“假设我丈夫承认他知道博雷受了伤，但却以为是我用什么武器打的他，不过伤势并不严重，博雷只是昏倒了，那么法院对他的判处能够很重，以至判刑或者遭到谴责和非难吗？”
“别忘了，”梅森说，“那个人当时已濒临死亡的边缘，致伤的性质和程度很重要。能否及时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关系到能否挽救他的生命，还有一点请记住，我是黛安娜的律师，我不能对你或你的丈夫提任何建议。”
“既然如此，”她说，“我的建议也只好暂时保留。”
“我需要告诫你，梅森先生，有些事情你恐怕还不是太了解——博雷住的那个房间充满了威土忌酒的味道。”她煞有介事地说。
梅森抬起眉毛。
“我想这个情况你有所不知。”
“对任何事情急于下结论都是危险的，”梅森说，“但是对你所提到的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她笑着说：“干什么事都要先全面摸清情况，这样才能掌握处理问题的主动权，你说是吧，梅森先生？”
“言之有理。”梅森说。
她突然站起身来说：“我想到的都和你说了，请你三思。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黛安娜将不会说出什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不计后果的话来。”
“你是想让我唆使她做伪证？”
“当然不是，梅森先生。”她笑了，“更不是说我要做伪证。我只是在和你一起进行推测某种情况下会怎么样，以及是否可以把一种情况变成现实，使那些情况得到证实。”
“推测得很有意思，”梅森说，“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进入博雷的房间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可没说过我去过那儿。”
“但我知道你确实去过那儿。”梅森说。
她狡黠地笑了笑说：“那么说你想知道我进去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
“对。”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什么时候第一次问这个问题，梅森先生？”
“当你位于证人席上，接受检查官的审查，而我有机会对你进行盘问时。”
“你以为你通过盘问就可以发现真实情况吗？”
“我会努力去做。”
“真有意思。”她说，“好了，梅森先生，我已经把我的来访目的简要地告诉了你，但我不想让你进一步利用这场谈话把我知道的其他事也套出来。”
她站起身，迈着雍容典雅的步子穿过房间，把手伸给梅森，眼里充满微笑说：“见到你真是荣幸，梅森先生。”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梅森说。
“哦，但愿如此。”她微笑地说，“我的电话号码在电话号码簿中就能查到，你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我将随时恭候。”
梅森望着她走下楼梯，然后慢慢地、沉思着把门随手关上。
14
清晨3点钟，梅森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他睡意犹浓地抓过电话说了声“喂”，对面传来西德尼的声音。
“打开门锁，我这就上去，最好不让任何人看见我。”
没等梅森说话，电话就断了。
律师翻身下床，走到客厅，打开了门锁。
几分钟后西德尼溜进了房间。
“我给你带来了坏消息。”西德尼说。
“快说，什么事？”梅森问。
“几小时前穆斯·迪拉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逮捕了他。”
“你说‘抓住’是什么意思？”
“他想溜但没溜成，被警察抓住了。”
“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警察对住在旅馆的所有房客进行检查，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发现什么不正常的事。他们挨门换户一个不漏地都查了。查到5号房间时，发现屋里空无一人，门没锁，钥匙放在梳妆台上，床没有人睡过，窗帘留了一条小缝，他坐的那把椅子正对着10号房间，地板上的烟缸堆满抽剩下的烟蒂和烟灰。”
“接着讲。”梅森看他有点儿犹豫便催促道。
“好。我们事先没有料到警察会搜查其他房客，结果还真就搜了。屋里的情景一目了然，就像是迪拉德留下了一幅描绘他刚才正在干什么的图画。让人一望而知他在那里观望了挺长时间。”
梅森点点头。
“警察查看了迪拉德的车牌号，发现是以保罗·德雷克的名字注册的，于是立刻通知加洲高速公路巡逻队，并把车牌号和迪拉德的外貌特征也告诉了他们。同时还以无线电通告的形式通知了市警察局。结果，一个警察在郊外的一个加油站碰见了迪拉德，当时他正在给车加油。”
“怎么样？”
“他们查看了迪拉德的驾驶证、职业，发现他是私人侦探，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急着出城，并且吓唬他说，如果地下老实交待，就会吊销他的驾驶本。”
“迪拉德被吓住了。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以前在这方面吃过亏，就再也不敢惹麻烦了。”
“那么说他把所有知道的事都统统说出去了？”
“是的，所有的事。他甚至把警察领到我们曾经丢笔记本的地方。小本还在路边，被他们没收了。这下全暴露了，从小本上可以看出黛安娜是最后一个看见博雷活着、或可能还活着的人；还可以看出黛安娜如何从房间里冲出来，神色紧张、惊恐不安地上了车。”
“最糟糕的是迪拉德一口咬定说黛安娜在房间里呆了足足15分钟。警察也并不喜欢他这么说。”
“我更不喜欢他这么说，”梅森说，“黛安娜发誓说她绝对没呆那么久。”
“可是如果她在找东西，可能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快。”西德尼说。
“但也不会差那么多。”梅森说着微微皱起眉头，“有没有可能穆斯·迪拉德搞错了？”
“绝对不可能，尤其像这种事儿。穆斯有时的确有些反应迟钝，他脾气急，容易捅漏子，但是作为侦探他却是一流的。他知道该怎么做，认真做记录，细心观察事情，他提供的情报一般都还比较可靠。”
梅森沉思着不吭声。
“真他妈乱套了。”西德尼说。
“是有点儿棘手。”梅森同意地说，“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顺其自然地面对现实，而不能靠主观臆想。事实就是事实，争也没用。”
“警察为什么还没有逮捕黛安娜呢，西德尼？”
“谁知道，也许他们还在等什么——”
电话铃响了。
梅森拿起电话。
德拉·斯特里特的声音：“我们屋里来了一位女警官，拿着一张黛安娜的逮捕令。”
“让黛安娜跟她走吧。”梅森说，“告诉黛安娜我不在场什么话都不要说，告诉她什么也别说。”
“我会告诉她的。”德拉说。
“尽量拖时间，德拉，我穿好衣服就下去。”
“好的。”德拉说。
梅森开始穿衣服，他一边急急忙忙穿衣服，一边对西德尼说：“趁现在情况还可以，你也赶快离开这个城市。你不是证人，因此找不着你也不算是隐藏证据。但是目前来说，我还不想让警方追寻我来里弗赛德以后的活动。”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拜访过温洛克是吗？”
梅森扣着衬衣扣子说：“是的，但是我不在乎让警方知道温洛克曾经拜访过博雷……你说迪拉德会告诉警察温洛克、温洛克夫人和儿子都拜访过博雷吗？”
“不会。他没记他们的车号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只知道其中两辆车的大致样子和这三个人的模样。他知道的唯一车号是黛安娜的。当然如果警察把他带到这三个人面前，他也许会认出他们来，但是光靠描绘三个人的模样，不会让人联想到是温洛克一家。事实上，温洛克一家三口人应是这件案子中警方最后怀疑的人。”
梅森系紧腰带说：“有一点要记住，如果一旦你被提审，你就说你不知道博雷的拜访者是谁。你只是推测的——我也是如此。”
梅森快步下楼来到德拉·斯特里特的房间，一个女警官听见敲门声前来开门。
“早晨好，”梅森说，“我是佩里·梅森，黛安娜·爱尔德的律师。您是要把她带走拘留吗？”
“是的。”
“我想和她讲几句话。”
“她还没穿好衣服。我现在要把她带走拘留，你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再讲。”
梅森提高了嗓门说：“我可以在门口和她讲。黛安娜，听着，去了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告诉警察你的名字、你的过去、你的父母或——”
门在梅森面前“哐当”一声被关上了。
梅森在走廊里等到差不多有10分钟，那个女警官、德拉·斯特里特和黛安娜·爱尔德才从房间走出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黛安娜？”梅森问，“你能保持沉默、对什么都闭口不谈吗？”
黛安娜点点头。
女警官转向他说：“我不希望律师对我的犯人说话，如果你有话对你的当事人讲，可以到监狱来，以正当的方式讲。”
“我这样做又有什么错？”梅森问。
“这违反我的命令。你要是再这样，我就要以干涉逮捕罪名起诉你。”
“这难道犯什么罪吗？我不过是当着逮捕警官的面劝告当事人，如果她开始回答任何问题，那么她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她听从律师的劝告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要求立刻召开听证会，那么——”
“你又对她讲话。”女警官气恼地说。
“我是在对您讲话。”
“不错，你是对着我讲话，但话却是讲给她听的。我现在要求你和德拉小姐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梅森笑了：“警官大人，您可真不通情达理。”
“我会的。”她愤愤地说。
黛安娜故意落后了一步，以便从警官的肩上看见梅森。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保持缄默的手势。
梅森向女警官鞠了一躬说：“一定遵旨，女士。德拉，我们走吧。”
15
里弗赛德地区律师卡特·利兰对地方法官说：“法官大人，请允话我说，这是一个关于一起简单案例的初级所证会。我们将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本案中的被告与原告哈里森·博雷之间曾有过一桩交易；被告认为博雷欺骗了她，她十分恼怒，于是一气之下便来到丽斯特威尔旅馆要见他，她见到了他；她是最后一个见到博雷活着的人，当她离开博雷房间时，他已濒于死亡。”
“这就是我们要说明的，事实上，要说明的还不只这些。目的是得到法庭的审判，使被告绳之以法。”
“请出具证明。”沃伦·塔兰特法官说。
“我的第一个证人是蒙特罗斯·福斯特。”利兰宣称。
蒙特罗斯·福斯特走向前，举起右手宣誓，然后神色紧张地在证人席上坐下。
“你的名字叫蒙特罗斯·福斯特？在里弗赛德居住了有两年时间？你是失踪继承者和遗失财产公司的总经理？”
“是的。”
“在上周二，也就是凶杀案发生的当天，你和被告有过一次谈话？”
“是的。”
“谈话的地点在哪？”
“在波来罗海滩。”
“被告是否激动地向你说了什么有关哈里森·博雷的话？”
“说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要杀死他。”
利兰突然意外地转向佩里·梅森，“请盘问。”他说。
“这就是你查出的所有证据吗？”梅森问。
“这就足够了，”利兰反驳说，“我并不打算把这场初级听证会搞得那么复杂。”
梅森转向证人席问：“你对被告说了什么话刺激她说出要杀他的话来了呢？”
“反对，”利兰说，“这是强迫证人做结论。他不能对被告头脑里是什么或什么被激起以致产生某种情绪进行证明，而只能对事实进行证明。”
“反对有效。”塔兰特法官说，“我认为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提问题，梅森先生。”
“我会照办的，法官大人，”梅森说着转向证人，“你有没有试图说什么能引起被告对原告愤怒的话？”
“法官大人，”利兰说，“这是完全同样的提问。是对刚才强迫证人做结论的提问的重复，也是对法庭规定的违抗。”“不，不是，”梅森说，“这个问题是针对证人的心态而言的。”
“而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利兰说。
梅森咧嘴笑笑说：“你是说我不能揭示他的心态吗？”
利兰刚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法官笑着说：“问题被很巧妙地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反对无效。”
“我是对她讲了关于博雷的某些事情。”福斯特说。
“福斯特先生，我的问题是你是否企图用话挑起她对博雷的愤怒。”
“是的，回答是‘是’。”
“你故意激她对原告产生愤怒？”
“我说了，是。”
“你对她说博雷要把她卖为娼妓？”
“唔——是她那么认为的。”
“你同意是吗？”
“我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