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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故意激她对原告产生愤怒？”
“我说了，是。”
“你对她说博雷要把她卖为娼妓？”
“唔——是她那么认为的。”
“你同意是吗？”
“我没有反对。”
“在谈话中你有没有提到博雷与她做交易的目的是不道德的？”
“那是她自己这么认为的。”
“而你在交谈中对她的这种认为是抱支持态度了？”
“是的。”
“你还对她说博雷以欺骗手段让她签了协议，有了这份协议他就不愁把她卖为娼妓了？”
“不是我对她说的，是她对我说的。”
“你同意她的说法了？”
“是的。”
“然后你又对她说骗她为娼这就是博雷的真正目的？”
“是的，我说了。”
梅森笑了笑说：“而你明明知道博雷签协议的背后想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吗？福斯特先生。你不是明明跟我说过博雷发现了一笔财产，一笔被告有权继承的遗产吗？”
“这是他想追求的，是的。”
“而你是清楚他的追求的！”
“我当然清楚。”
“那么这就是他的真正目的了？”
“是的。”
“如此说来，当你对被告说博雷与她签约的目的是想把她控制住达到其他目的时，你是在欺骗她。”
“我是让她自欺欺人。”
“回答问题，”梅森说，“当你对她说那些话时，你是在欺骗她？”
“反对——这样盘问不合适，”利兰说，“而且是在对没有证据的事实做假定。”
“反对无效。”法官说。
“好吧，”福斯特插言说，“我是对她撒了谎，欺骗她了。”
“你这样做是为了利用别人为自己服务？”
“是的。”
“这么说，你习惯于把欺骗作为你每天业务活动的一部分，为的是损人利己？”
“我可没这么说。”证人说。
“我在问你。”梅森说。
“回答是‘不’。”
“你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为了损人利己而欺骗他人的，是吗？”
“坚决反对这样提问，法官大人。”利兰说。
“我同意，反对有效。”法官说。
“但是，这一次，你却为了损人利己而欺骗他人？”梅森问。
“是的。”证人说。
“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你在丽斯特威尔旅馆见到了哈里森·博雷，是不是？”
“是的。”
“你和原告有过约会？”
“是的。”
“法官大人，”利兰说，“原告及其辩护律师不赞成对那次会晤所发生的事做任何证实。这不是我应查证的内容。如果被告律师想进一步盘问，那么他必须使这个证人成为他自己的证人。”
“我认为对会晤做进一步盘问会说明他的动机和态度。”梅森说。
“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法官塔兰特说，“我认为至少可以说明这个证人的态度和利益。如果在凶杀案发生的当天，他还与原告有过接触，那就更说明他和原告之间有一种利益关系。”
梅森转向证人问道：“你和原告会晤时，你是不是也欺骗了他？”
“没有。”
“你对没对他说被告准备拒绝承认与他建立的任何合同安排，但是如果他能让你参予他所发现的秘密，你就会与他携手合作，并且有办法乖乖地控制住被告，把被告所得任何财产与他五五分成——诸如此类的话你有没有对他说？”
“那不是欺骗，那不过是我的建议。”
“但是你并没有和被告签订任何协议套住她？”
“我觉得我会让她和我签这种协议的。”
“但是你却告诉博雷你已经把她套住了。”
“就算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说你又欺骗了博雷。”
“好吧！”证人喊了起来，“我是欺骗了他。他骗了我，我又翻过来骗他，又怎么样？”
“只要对你有利，你就骗，你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对吧？”梅森问道。
“法官大人，”利兰说，“这个问题是同义反复，我反对。”
“反对有效。”法官说。
梅森继续说：“你本性难移，在上周二的两次会晤中你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别人。”
“同样反对，”利兰说，“法官大人，这还是同义反复。”
“我不认为是。”法官说，“现在是一个关于两次会晤两个人的具体问题。但是，鉴于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并回答过，我还是认为反对有效。证人承认在同一天对两个人撒了谎。”
梅森问证人：“你现在仍在撒谎吗？”
“没有。”
“如果对你有利，你会撒谎吗？”
“反对，这样盘问不合适，这是故意找碴儿。”利兰说。
“反对有效。”法官说。
“你见博雷时，有没有和他发生口角？”
“我——这要看你说的发生口角是指什么了？”
“博雷动手打了你吗？”
“没有。”
“他没有抓住你的脖领什么的？”
“他推了我一把。”
“他把你推出门外了？”
“他想那么做来着。”
“但是他做不到？”
“是的。”
“因为你抵抗他，他才做不到？”
“是的。”
“你是怎么抵抗他来着？”
“我给了他一拳。”
“也就是说，”梅森笑着说，“在博雷死亡的当天，周二晚上，你在他死前不久见过他。你对被告和博雷都撒了谎，你和博雷发生了口角并给了他一拳，对吗？”
“对，是这么回事。”福斯特说。
“你不知从哪儿知道博雷得了一大笔钱，就要求他把钱分给你一部分？”
“反对，这样盘问不合适。”利兰说。
塔兰特法官想了想说：“反对有效。”
“你从他那儿得到钱了吗？”梅森问。
“同样反对。”
“同样有效。”
“我的问题问完了。”梅森说。
“对这个证人的盘问到此结束。”利兰说，“下面传我的第二个证人穆斯·迪拉德出庭作证。”
穆斯·迪拉德拖着五大三粗的身躯缓缓地走上证人席，他那巨大的身体仿佛在衣服里面缩了进去，显得无精打采。他目光低垂，眼睛盯着地板，有意避开佩里·梅森。
“你的名字？”利兰问道。
“穆斯·迪拉德。”
“什么职业？”
“侦探。”
“是私人侦探吗？”
“是的。”
“你在上周二也是被雇做私人侦探的吗？”
“是的。”
“这以前你认识原告哈里森·博雷吗？”
“我见过他。”
“你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星期一。”
“在什么地方？”
“他刚离开佩里·梅森的办公室。”
“你是怎么跟踪他的？”
“我把一个电子窃听器放在他的车上。”
“你是说在他车上放了一个你可以用来跟踪他的电子仪器？”
“是的。”
“你能具体说说这种仪器吗？”
“这是一种附在他车子上、用电池的电子仪器，它可以发射信号，我开的车子上也装有一个与它相配套的仪器用于接收信号。用这种仪器，我就不用紧紧跟在他后面。”
“你就是这样跟踪博雷的吗？”
“是的。”
“你一直跟踪他到里弗赛德的丽斯特威尔旅馆是吗？”
“是的。”
“作为跟踪行动的一部分，你还在他住的房间对面租了一间房？”
“是的。”
“你在上周二什么时间住进那个房间？”
“大约晚上6点钟左右。”
“你把哈里森·博雷住的10号房间置于你的监视之下了？”
“是的。”
“那天晚上你见过被告？”
“见过。”
“什么时候见的？”
“我都做了记录，我能看看记录吗？”
“那些记录都是你记的吗？”
“是的。”
“是你的笔迹吗？”
“是的。”
“是当时记下的？”
“是的。”
地区律师点了点头：“为了帮助你回忆起见，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记录。”
迪拉德说：“被告是在大约9点钟进屋，9点20离开的。”
“你能肯定这个时间吗，迪拉德先生？”
“绝对肯定。”
“你怎么知道你的表会准确无误？”
“带准确的表是我的习惯，我在工作时，经常按广播对表。”
“你有没有注意到被告离开时她的举止是否反常，情绪是否很激动？”
“她神色慌张，几乎是跑出10号房间的，跑到车子旁，一下子跳进车里。”
“你认出是被告了？”
“是的。”
“你记下她开的车的车牌号了？”
“记下了。”
“车号是多少？”
“TNM148。”
“你后来查对了那辆车的注册号了吗？”
“查对了。”
“那么系在驾驶杆上的注册牌上写的名字是谁？”
“黛安娜·爱尔德。”
“她走了以后，还有谁进过博雷的单元？”
“再没别人了，直到后来旅馆老板向里面看了看，打开门走进去，又急忙出来了。”
“这以后还有谁进去过吗？”
“还有两个警官。”
“警官以后呢？”
“两个抬担架的。”
“他们两个进去的时候，警察在场吗？”
“在场。”
“也就是说，从被告离开那个单元起，就再没有人进去过，直到警察来了，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
“请你提问吧？”利兰对佩里·梅森说。
“我对你的证词还有些不理解，”梅森说，“你说从被告离开那个单元起，就再没有人进去过，直到警察来了？”
“是的。”
“那么旅馆的老板呢？她是否进去过？”
“她只不过看了看里面。”
“看了看里面怎么理解？”
“打开门朝里面看一看。”
“她进去了没有？”
“这要看你说的进去指什么了。她站在门口。”
“她走到里面去了？”
“是的。”
“她把门关上了？”
“我……不是。”
“你不是有一个记事本，你说把当时的事都记在上面了吗？”
“是的。”
“我可以看看那个记事本吗？”梅森问。
证人把本子递给梅森。
梅森说：“本上记着一个开着跑车的人走了进去。”
“那是早些时候。”
“后来另一个人进了10号房间，你的本上记着这个人戴着一副墨镜。”
“法官大人，”利兰说，“请允许我反对这种提问方式。我审查的目的只是要说明被告进了那个房间，而且是最后一个看见原告活着的人，还有被告在那里呆了足足20分钟，当她离开时神色极其慌张。”
“现在，证人依照当时所做的记录恢复当时的记忆。梅森先生仅在表明记录的真实性时才有权对照记录对证人进行提问。他不能超越法定的提问范围对不属于我审查的问题进行提问。”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提问加以限制是不合适的。”法官塔兰特说。
利兰仍坚持：“法官大人，我并不想与您争辩，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门是不是开着这样的问题上问来问去，容易使人把主要问题与枝节问题纠缠到一起。而这仅仅是一个初级听证会。我惟一需要说明的是确实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并且有足够的根据说明被告的确与这起案件有关。这也是本次听证会的惟一目的，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些。”
塔兰特法官转向梅森问：“这个意见你认为如何，律师先生？”
梅森说：“我同意这个意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这个记事本，那么对这个证人的提问就是毫无价值的。所以要首先弄清他这个记录是否准确，如果证明记录不准确，他的整个证据就是不可靠的，就要被推翻。”
“现在你是不是打算用提问他是否有其他人进入10号房间的方法，来证明这个记录的有效性？”
“是的，这正是我的目的。”
“反对无效。”法官说，“你可以继续就记录本一事对证人进行提问。”
“回答我的问题。”梅森对迪拉德说。
“记录上说有一个男人在8点钟进去，8点15离开；另一个男人在8点20进去，8点35离开；有一个女人在8点36进去，8点45离开；又有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8点46进去，8点50离开：被告是9点钟进去，9点20离开的。”
“你最后看见原告是在什么时候？”梅森问。
“他住进10号房间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原告到门口迎接你记录中提到的这些人？”
“没，没有……唉，等等。我确实看见过原告从屋里走出来，走到我停车的地方，看了看我的车牌。这发生在他刚刚住进旅馆时，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来。”
“我不是问你那个时候，”梅森说，“我是问你后来的事。我注意到你的记录只记到9点20分为止。”
“没错，被告就是在那时候出来的。”
“那以后的事，你的记录本上怎么只字没提？”
“那以后我就没再记录。”
“你为什么没再记录？难道你知道博雷已经死了吗？”梅森问道。
“哦，法官大人，我反对这样的提问。”利兰说，“这样提问毫无道理。”
“证人之所以不再记录，其中必有原因，”法官说，“我认为被告辩护律师有权对证人的记录进行提问。反对无效。”
“那好，被告离开时我之所以不记录了是因为……”
“因为什么？”梅森间。
“因为你和我的上司亲自来到那里，你可以自己亲眼看到继续发生的事。”
“原来如此。”梅森说，“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你才不继续记了，对吗？”
“是的。”
“并且你想让我们明白到我们到来为止，你的记录都是准确无误的。”
“是的。”
“但是，你的记录却没有记下警察的到来，也没有记下救护车的到来。”梅森说。
“是啊，这些都是我告诉你的。”
“可是你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要去你那儿的。”
“我觉着你们会来。”
“那么说因为你觉着我们会去，所以就不再记了？”
“还有，我认为这些事记不记的没必要，和我跟踪的事没多大关系。”
“你也没记录旅馆老板进到10号房间的时间，他在那里呆了多久，什么时候出来的。”梅森说。
“她就是那么向里看了看就走了，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那么说你是想让我们明白，你的记录上仅仅记着你认为是重要的事。换句话说，假如有人进了10号房间，而你认为那个人不重要，你就可以不记。”
“这——我，好吧，我承认我忽略了这一点，我没把旅馆老板进去的时间记下来。”迪拉德生硬地说。
“还有出来的时间呢？”
“她进去和出来是同时的。”
“同时进出？”梅森以怀疑的语气问。
“唉，我不说你也明白。她进去后——也就呆了1秒钟马上就跑出来了。”
“你房间里有电话吗？”
“有。”
“你刚才说你的上司在里弗赛德？”
“对，就是我的上级。”
“你是指西德尼？”
“对。”
“电话放在什么地方？”
“床旁边。”
“你看见老板娘跑出来，就走到电话旁，给西德尼打电话报告情况对吗？”
“我不是向他报告情况，我只是给他一个信号，告诉他发生了点意外。”
“你说什么了？”
“我找到他对他说‘Hey Rube’。”
“你以前在马戏团干过？”
“是的。”
“‘Hey Rube’是一句众人合喊的话，意思是马戏团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一齐对付外围者。”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找西德尼时遇到麻烦了？”
“没有。电话一通他马上就接了电话。”
“你给他打电话了？”
“是的。”
“什么时候打的？”
“就在老板娘刚从10号房间跑出来后。我猜那儿准是出什么事了。”
“我们来描述一下你房间的平面图。房间里有一张床吧？”
“是的。”
“有一把椅子？”
“是的。”
“窗户正对着停车场，你坐在窗户旁边能看见对面10号房间的门口？”
“对。”
“还有一部电话？”
“对。”
“我要问你，”梅森说，“你找西德尼时遇到什么麻烦没有？”
“哦。有点儿麻烦。老板娘忙着叫警察，而且——”
“你并不知道老板娘在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