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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整个全中国省市的各级单位。
其他外国情报和警察机构也积累了关于蓝衣社的情况。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称他们发现了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领导下的上海蓝衣社，吴醒亚被认为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情报头子。国际租界的警察也误把蓝衣社上海分部与CC派和陈果夫混为一谈，而且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把“一种新精神，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危难中拯救国家的措施灌输给大众。”显然，他们也误把吴醒亚当做其头目了。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文化控制
要是真像一些情报认为的那样，吴醒亚是CC派的人的话，那么在萧作霖于1934年2月刚一到上海准备在环龙路76号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促进复兴社文化事务，上海的蓝衣社和陈氏兄弟便已处于对立状态。早在这之前，萧的陈立夫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发表演说筹备组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和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发出了特殊邀请。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这个新委员会。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为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教授。研究会由3个常务理事领导：市长吴铁成、刘炳藜和萧作霖。
据萧作霖本人说，中国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正值复兴社“法西斯宣传运动”的“高潮”，当时蓝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并在上海对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环龙路50号开了一家文化书局和书店后，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发行青年丛书、军事丛书与民主丛书的同时，开始定期发行它的简报。研究会还通过在南昌总部的吴寿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译刊物。
复兴社期望在中国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这可以给予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机会来控制广大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领导全国的复兴运动。这个计划在复兴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吴铁成、刘炳藜、贺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该刊上撰文，如“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统治”，“我国文化统治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治阶段”和“统治文化与救亡图存”等。这些文章的共同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复兴社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全国的知识领域获得统制，而且尤其是蓝衣社，而非陈氏兄弟的圈子成员，应当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对新思想运动进行控制。
CC派明显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并准备对此作出反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由复兴社创办，CC派成员立刻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当萧作霖于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国文化研究会分会时，陈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维克多·艾曼努埃二世大道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分会，在文学和文化圈子里为争取“名流学者”上与萧作霖的人马竞争。
CC派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团体”来“调查中国文人的政治倾向”。这个“特别团体”后来包括了《晨报》的编辑王新命，商业出版社编委主任何炳松，南京中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育干，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中央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文山，北平大学新闻教授陶希圣，复旦大学教育院院长章益，《文化建设月刊》编辑樊仲云，及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孟武。
CC派成立的对立组织文化协会，使市长吴铁成和一些大学的校长们非常为难，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复兴社的筹备委员会小组。最安全的办法是双方的组织都加入。于是他们及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们很快地这么做了。但结果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在获取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专学校的学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组织擅长得多。例如，在暨南大学，蓝衣社能使大多数学生忠实于他们，因为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自己大都是前军校学生，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支持者们。当CC派的支持者们试图反击时，双方公开开战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干脆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员抓了起来关押在校园里，吴醒亚和国民党社会局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对此感到震惊。后来只有经过市长吴醒亚的调解，并领来了复兴社的人（他们故意躲开，以便避免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对立派分子）进行谈判后，被抓的学生才得以释放。
上海的蓝衣社在组织邻城的警察和军事人员的支持方面，也比对手CC派要强。比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会后，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分会，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由浙江大学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组成的“文化前卫队”（其法西斯式的入会仪式在前面曾经描述过）。
但是，尽管在通过前沿组织来获取学生支持这方面CC派竞争不过蓝衣社，但陈氏兄弟能利用蒋介石亲自布置给他们的思想领域方面的工作，而蒋则把复兴社及其附属组织的运作限制在军训和保安范围内。由于在组织群众上不顺，陈立夫就找了最高级上司，说服蒋介石在1934年6月间解散中国文化研究会，那正是新生活运动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发之时。
CC派在上海抵制蓝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蓝衣社继续在城里活动，尤其是通过学生军训项目和先由吴醒亚后来是潘公展领导的“中国青年力社”这类教育协会来运作。尽管中国青年力社与复兴社之间有许多联系，而且奉命监视上海的学生政治活动，但它绝对不是蓝衣社的一个“前沿组织”。当吴醒亚手下的一个人员、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袁学易，被当做共产党特务抓起来后，中国青年力社被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组织（由潘公展和社会局倡办）“中锋社”取代了。有些观察家猜测，袁学易案件与CC派和蓝衣社的斗争有关，但正规的警方报告则不这么认为。
与此同时，特工部继续在上海内外圈子里为所欲为，人们常将它和复兴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它们各行其事。但蓝衣社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如萧作霖和刘炳藜，曾经想在大城市里开展新思想运动的希望，则被CC派的进攻破灭了。他们被迫转向各省的军训项目，想以此在蒋介石国民党体制的极右派“统制”下来宣传思想和文化。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宣传大队
蓝衣社在各省最早的布局是康泽一手安排的。康泽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副主任，对间谍和保安事务既热衷又具特殊才干。当《中国日报》成为刚成立的复兴社的主要机构时，康泽被任命为编辑，而他利用了这个位置来强化他自己的黄埔学生团体。该团学生参加过康泽在北伐期间协助领导的宣传大队，他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于是这个团体相应地被称为“西南社”。
宣传大队属于军队政治部系统。在蒋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政治部的人事编制从政训员制降级到了教导员制。北伐初期，宣传大队在政训方面非常成功，它向官兵们传授党的原则和对待非军事人员的纪律。但随着北伐的深入，需要用政治骨干管教从军阀那里俘虏来的战犯，供不应求。于是他们在政训上的成功开始打折扣。到了1927年8月22日，在镇压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白崇禧索性把政治部系统一股脑儿地取消了。直到次年1月，蒋介石以政训部的形式将其在国民革命军中恢复。政训部向国民军各师派遣了建立“特别党部”的专员。虽然“特别党部”只负责政训，但它在戴季陶的发展下成了反间谍系统的重要部分，是国民革命军内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打击共产党的重要工具。
蒋介石第一次江西“剿共”时，正值他重新强调政训工作的重要性，并把康泽从编辑调到更为活跃的位置上。1932年，南京的力行社研究机构制定出了一个在江西执行的特别的反叛乱计划。力行社成员滕杰、萧赞育和康泽亲自向在临川县指导反共动员的蒋介石汇报了这个计划，蒋当场批准，并命令这三人与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商量执行该计划事宜。在回南昌的路上，康泽对他的两个伙伴说，经营报纸对他来说挑战性不大，说他想负责这个新计划。他威胁说，否则他就辞职去国外。滕杰和萧赞育在康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答应支持他。到了南昌后，他们说服熊式辉让康泽做“特别训练班”的主任，力行社成员杨文连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书，在“剿匪区”内培养宣传、政训和保安事务方面的“特务干部”。
星子县临潘阳湖，位于庐山五老峰右侧，被选作第一期班的地点。第一期班有中央军事学校600个学生。除了锻炼身体、学习爬山和渡河以外，他们还接受了4个月的特殊培训，研究共产党事务、情报工作、伪装、埋伏、搜查和破坏技术、夜袭，并培养“组训民众”能力。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中队、分队、小队和小组去，这些队组合起来便成了“剿匪别动总队”，由康泽领导，并直接向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汇报。就这样，他们被公认为总司令的GPU（前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别动总队
开始别动队有1000人，后来总人数达到2万。他们被分成由4000人组成的5支大队。别动队骨干的任务是“督导”地方上参加“剿匪”战役的军官。他们的士兵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特制轻便步话机。他们在乡村一带伪装活动，对“潜匪”进行突然袭击，杀害或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并破坏他们的党组织。与此同时，别动队的骨干们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自卫力量，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进行，使老百姓能够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
别动队很快在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们指控别动队的武装干部残酷地折磨和杀害百姓，然而别动队却在培养农民的反共意识和动员乡村力量抵抗江西苏维埃红军方面，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赞赏。更多的特务被培训出来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泽和他的随从们自己形成了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区，甚至把统治贵州和四川的军阀们也不放在眼里。康泽的别动队在共产党控制的乡村地区进行反叛乱活动，并受到了国民党政训项目的援助，这些项目基本上由蓝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贺衷寒领导。1932年，正当康泽培训特务骨干的时候，这个使“剿匪”一词正式化的贺衷寒，被任命为“湘鄂赣‘剿匪’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及“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次年冬，复兴社成立，贺衷寒的宣传处变成了全国“剿匪”军政治训练处。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负责河南、湖北、安徽在汉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挥任务。
汉口“剿匪”司令部里的骨干来自“豫鄂皖赣团干队训练班”，该训练班在力行社成员的领导下成立于1933年。1700个学员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央军事学校，其余的来自四省的县保安队和地区自卫组织。他们全都经受六个月的情报工作、军事知识、战地技术、政治和共产党事务的培训。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在国民党南昌和汉口的司令部指挥下协调反共反红军的“剿匪”战役。
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个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到了那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做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政治训练
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被认为是蓝衣社留欧小团体的领袖酆悌，就认为在青年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也是他个人的成功。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
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
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
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员。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个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的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
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
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充分地合作。
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的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
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
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做“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做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
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
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单位里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控制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东北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