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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与各个学生小组讲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受到间谍活动的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不受丝毫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前泄露这种“高招”。
第十八章 训练营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做“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布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到“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叫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
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
全部课程应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对战争，有时会耐不住而给临澧打电话，命令让最优秀的学生马上就到实地工作。他尤其关切的是确保他的军统干部被派到“战地服务团体”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组织中去，否则这些团体或组织会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领导人控制。于是，当1938年夏战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妇女代表那里的抗日组织在人员方面求助时，戴笠下令让训练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队去参加那里的团体。游击战事课程的另100个学生被从第五和第六中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华南参加正在上海内陆腹地加紧反日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第十八章 训练营“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 “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
第十八章 训练营临澧的最后日子
沈醉回到了临澧，他继续在那里担任700来个学生12个月的训练工作。在1938—1939年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中，戴笠匆匆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他此行有三个目的：参加毕业典礼，把训练班迁到湖南西边的黔阳，以及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
也许是因为最后一点已经得到解决，这次戴笠显得比较和蔼。他的所见所闻似乎都让他高兴。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的耳朵被这些词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欢这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主权。”结果，他决定把这首歌当做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显然，从他长辈似的愉悦中可以看出，戴笠把临澧毕业生当做自己特别的子弟，他们在后来都得到了他的重用。这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一小部分被留下来在特训班当干部，并迁往黔阳。
第十八章 训练营骨干
作为临澧特训班的延伸，黔阳特训班是军统五个正规干部地区训练班的第二个——另三个是息烽训练班、兰州训练班及东南特训班。战争中，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约13500名左右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
此外，还有一套军统干部和情报人员的中央培训系统培训了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共产党组织和战术的专业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活动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
重庆最有声望的中央培训机关从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和东南训练班里挑出了25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军统区和站的头目，对他们再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严格的高级情报技术训练。该训练由戴笠最有经验的教官和美国战略局及海军情报局下属的中美合作所的50个官兵教授。军统训练系统中级别最低的单位，用一个月的速成班（专门对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进行初步培训）培训了从各个重要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委推荐来的500个官员和行政人员，以便让他们在这之后成为军统的密探。无须赘述，许多人都这么做了。第三套地方培训系统的设立是为了培养在西北与共产党斗争的特工侦探和反间谍专家，同时也培养到台湾去工作的专家，以协助美军进攻该岛。最后，还有一套军统控制下的海外培训机关，培养派往印度支那去抗日（在有些情况下是抗法）的越南特工和作为军统特工被派往缅甸、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家乡的华侨。
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前，训练机关的核心仍是培训“骨干”的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系统。这些训练点是戴笠“王国”的核心，而他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班子，把自己当做主任，而把每个班的领导当做“副主任”。有点奇怪的是，这些特训单位成了他整个秘密“王国”的缩影。在这些训练点初建时，戴笠会任命他自己的特工作为当地的县长，这既是为了准备成立训练点，也是为了保护和隐藏它的存在。这些单位经常设在各种师范学校里，这类学校曾经产生出一批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戴笠本人、胡宗南、贺衷寒和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人。这位“主任”每次视察训练点（他每年都去）都像是皇帝巡行似的。
在他居住重庆的八年里，戴笠访问了当地的每个训练点，参加了特地与他的访问安排在一起的毕业典礼。在军统内部，这叫做“出巡”。会有两辆专车为特务头子备好，以便他可以轮换乘坐。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他们有自己的车辆。两三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警卫。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单位垂巡（这些单位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官管辖的县），来显
示对“他的”学生的所有权。
我们已经在余乐醒和临澧学生的情况中看到，要是教官们的威信超过他的话，戴笠会对他们怎样地嫉妒。即使在戴笠最后一次撤换余乐醒以后，他仍一直不能原谅余对自己的挑战，尤其当临澧的毕业生继续对他们的前副主任表示敬爱时。每次余乐醒到重庆来，起码有上百个临澧毕业生会为他组织一个宴会，并邀请他在宴会后讲话。余总是敦促他的学生们努力为军统工作并对戴笠要忠诚，但这丝毫不能使这位特务头子解气，他最终把余乐醒投入了军统的监狱，把他关押了一年多。
第十八章 训练营训练单位的派系
戴笠如此忌讳在他本人以外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统里形成帮派。从理论上讲，军统的人事规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级或手下工作。但事实上，要知道一个科或处，或者一个局的负责人的推荐是否出于个人原因是很难的。为了防止个人小集团的组成进而反对他，戴笠必须在不断庞大起来的军统的各个部门当中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来监视潜在的对手。
而这个戴笠亲信集团的来源正是临训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其中有些成为他机要室（也称为甲室，有意模仿蒋介石的侍从室——据说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机关）的秘书。还有十多个人被分到人事处，其他的很快被提拔到股长或副股长。很快，军统总部的每一个处、局，或人组中，都有临澧毕业生在里面身居要职。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码有十来个县的稽查所的头儿都是临澧毕业生，他们在上任后不久便被提升为上尉或少校。
比临训班毕业生有更多年经验的老特工对这些提升非常不满。他们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而临澧毕业生也故意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是“戴笠的学生”：他们管特务头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这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对老特工们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迟疑地予以汇报。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像军统一般人之间那样叫“同志”，而是以“同学”相称，而且要是他们碰到了以前临训班的队长，他们会以“老师”相称，而不用军统授予的军衔来称呼。
由于一些黔阳训练班的学生曾经与临澧的学生在一起直到训练结束，黔阳班的毕业生想借临澧班的光。他们坚持说“临黔不分家”。但临澧派只想自成一体，只与总部以外其他来自临澧的人结帮，每次只要有临澧毕业生从外省来重庆，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联系。其实，把每个核心训练单位当做一个特殊团体区别对待，显然是戴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把临澧毕业生分到重庆，黔阳的分到西南地区，而兰训班的毕业生则成为西北地区干部的主要来源。
但是，渐渐地，一些包括毛人凤这类精明的头目在内的老特务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兰训班的毕业生来平衡在重庆的临澧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兰训班毕业生安排到重庆，一个新的派系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与临训班毕业生分庭抗礼。后来，息烽的三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任职军统，形成了又一个对立派。但即便如此，临澧毕业生仍保持了他们是“戴笠的学生”的特殊优势。而且，从临澧训练班成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11年里，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员长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于1930年组建于杭州警察学校。其培训程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但其技术手段则来自于那些从上海情报组织招募来的人员的经验，反映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