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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在社交上，他可以十分迷人，令人愉快，而且乐于合作。尽管他在驰骋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可以是残酷无情的，但据说他的私人生活无懈可击。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提到，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敬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
总而言之，到了1945年，这位“间谍王”已经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顶峰：一座建筑在战时中国秘密经济结构之上的大厦。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全国走私网
战时的中国，按理分成国统区和沦陷区，中间穿插着走私犯出没的路线，它们通过盗匪的中转市场将这两个区域互相接连起来。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便是这样一个非法的集市。“这里是边界，但人们并未感到是在敌人的枪口底下生活。这里充斥着能赚且赚的人：这类奸商只能在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里见到。你在那里遇到的每一个人似乎不是商人就是某种代理。人们从沿海地区来，穿越黄河与长江从内陆省份来。这个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于是，戴笠专门去了一趟界首，因为他想瓜分汤恩伯将军从走私贸易中强占的大笔“收入”。据说，戴笠在走访那里之后对汤将军建议说：把时间少花在贸易上，多花在军事目标上，这样会更加有益。
其他地区，如产棉区，纺织原材料被用来交换沦陷区的成品货物，比如无线电电子管和其他必需品。另外，河北东部大量的走私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毒品交易进行。自东北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后成为走私中心的大连，也把毒品经营与其他走私活动结合起来，并派船不时在华北沿海一带上岸活动。
尽管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走私网却是全国性的。正如界首将安徽和河南连接起来那样，位于长江三峡口上的宜昌把四川和湖南及其下游各省连在一起，使那些省份能够向前者提供上游地区所没有的药品、棉线和染料。上游地区的港口也是如此，如万县和巴东，上游地区的盐、桐油、猪鬃、草药等通过那里运送到下游来交换棉纱、布匹、缝纫材料和家用五金等。
江西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原产地，因为除了具有丰富的稀有矿物质（钨、锑、锡、锰、钼和银）以外，还出产大量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茶叶、苎麻纤维和菜籽油），以及来自已被日军占领的景德镇原皇家瓷窑的奢侈陶瓷。浙江沿海城市如宁波和温州，除了作为江西物资的转运港口以外，还往内地运送了大量的交通物资（如机动车、卡车、轮胎、工具和汽油）；而体积不太大的物资则用货车从东北沿京绥铁路穿过包头、兰州和陕西运到华中地区。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走私与情报工作
日本人对走私的部分理由是，这为他们的中国特工装扮成商人打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特工人员为日本人服务的前提是：能够穿越敌人防线进行贸易。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既要打入中国的特工机构，又要向军统和中统递送假情报。
自然，中国人也如此办理。他们甚至比日本人更严重地依赖走私的赢利来向政府缴税，尽管他们对暴露官方卷入海洛因交易不无顾虑。于是，阻碍公开在日占区和内地之间进行贸易的战时条件本身，使双方的特工人员得以从非法贸易中获取暴利。而双方对这种非法贸易则可以采购必需品（对日本人来说，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对中国人主要是医药和轮胎）或者情报工作需要为借口。说到底，是加强了特工机构的收入来源，同时也给了关系广泛的人和投机商们一个挣大钱的机会。
国民党要员们通过各种由中国情报机构控制的运输公司中饱私囊。也就是说，战时的官僚资本主义导致了个人得利，同时也使中国间谍头子们——尤其是军事情报头子戴笠将军——有望建立起巨大的非法王国：它从缅甸和阿萨姆邦（印度东北部的邦）延伸到云南、广东和福建；光是往国统区走私汽油，参与者就达50万人之众。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稽查警察
戴笠的走私王国建立在一个索税制度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30年代早期税警的成立。1931—1932年在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个由王赓领导的“税警总团”。在“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日本情报官发现了王身上携带的军事地图，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的布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登陆，挫败了十九路军的上海保卫战。
王赓因此丢了官，而严重受挫的税警总团由张学良东北军的“讲武堂”学生补充。1936年，税警团由黄杰任团长，但这支部队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人击溃。上海沦陷后，幸存的税警团人员被调至宝鸡整训，并由孙立人任总团长。
税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军队的“交通监察局”，当时由长沙国民党警卫司令酆悌控制。1938年10月15日，长沙燃起的一场灾难性大火，使酆悌失宠，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行刑队将酆悌枪决。这位丧命官员的“交通检查局”立刻被戴笠接管，两年后被改变成“战时货运管理局”，亦称“运输统制监察局”。何应钦将军被任命为局长，而戴笠则负责该局的检查处。实际上，戴笠因为该局在整个国统区的80多个“检查所站”而真正掌权。
这个部门是用来与敌人进行秘密走私交易并向军统提供其他财源的。戴笠的人员在各省建立了“货运管理处”，而这些处又转而搞了个货运网叫“货运管理站”，在当地的商号掩护下（如兴隆庄、协昌庄、振兴庄等）与日本特工部门操纵的中国傀儡商业机构勾结往来。
国民党利用中央银行拥有的美制印刷机，伪造东北日本军队的临时证件和汪伪政府的纸币，在沦陷区购买物品。然后，“忠义救国军”的单位同交通管理站的雇员一起，再把买来的物品走私到内地卖掉，从中牟取暴利。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联络人
国民党的走私活动依赖于在敌后淳安的一个由20多个主要的进出口商人组成的复杂网络。1942至1943年期间，这些公司联合组成了“进出口商联合会”，由前杭州市长赵志游任主任，掌管中美合作所诸多业务的汪烈炎任副主任。这个协会以联合企业的形式垄断了大米、大豆、桐油、猪鬃、松香、苎麻、毛竹和木材，以此与日本和汪伪特工机关组织的“岭南公司”（属日本梅花机关）、“吉记庄”（另一个日本特工机关）、“联成公司”（属汪伪政治保卫局）和“东南贸易公司”（属汪伪特工总部）勾结贸易，交换西药、棉布、卷烟、橡胶轮胎、五金和其他日用品。
国民党公司与戴笠的交通审计员们密切合作。例如“美丰公司”实际上是苏—浙—皖边区管理处处长张性白成立的1943年，任中美合作所淳安办事处主任的张性白，向“美丰公司”与“震烈公司”（经理汪烈炎，由浙江银行资助）的合资企业私人投资100万元（总投资1100万元），来垄断苎麻、松香和桐油贸易。
浙东货运管理处处长赵世瑞也是如此。他与负责当地监督的副处长们一起组织了“兴隆庄”，用他们三大仓库里储存的浙南地区的木材、松香、猪鬃、大米、黄豆、桐油、柏油等，与敌占区的日伪公司交换香烟、龙头细布、五金、西药和橡胶轮胎等。这些货物由“忠义救国军”张惠芳及其兄弟张俊良（音）率领的浦东地区行动总队以及陆安石的浙东沿海部队往返运送到国统区。
赵世瑞在浙江走私中大发横财，直到他私自牟取暴利的事被戴笠的部下通报到戴笠那儿。戴将军怒火万丈，在1945年将赵抓起来，关进了建阳回龙寺（福建）的美军招待所，并用14辆道奇牌卡车把从赵那儿没收来的当时价值4000万元的物资运走。赵本人被一个军事法庭判处5年徒刑，但他未服满刑期，因为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于1946年将赵释放出狱。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缉私
货运管理处是个军事单位，最终向蒋介石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汇报。那么，负责稽查走私的政府机关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对财政部来说毕竟是笔潜在的巨大收入啊。原来，在1940—1941年间，英国顾问们劝告委员长以建立更有效的控制走私的方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因此便在财政部下设立了一个有6万名雇员的“缉私署”，由戴笠本人领导。缉私署在国民党统治的各省设有缉私处，在它下面又设有查缉所哨。这使戴笠在那段时间里全面控制了政府的秘密走私机构。
在中国控制走私（除了由海关负责的关税征收外）是由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掌握的。实际上，戴的组织凭着它的垄断地位，“控制”了不断增长的与敌人交易的大部分，而其他经营者只有在他们肯付费的情况下才获准参加进来。戴的手下发了横财，其组织本身也盈利数亿元，用于供给和扩展它邪恶的网络。这种“贸易”成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这笔资金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44年，人们估计戴笠的工资单上约有50万名军官、特工和密探。
然而，戴笠对缉私署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个负责缉私任务的主要人员——金润生，被他任命领导点验团，并接收税警总团。但孙立人不愿交权，想方设法将该团隶属于自己领导的第三十八军。对此，戴笠在税警总团第一团内建立了与之相对垒的组织，驻扎四川，并将这个组织和另外四个由他任命的人指挥的税警总团扩充为新的总部。
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最终给戴笠惹出麻烦的挑战，来自于蒋介石本人的家眷们，他们在战时涉入走私的情况，被戴笠的缉私署通报到了委员长那儿。这些情况在追查著名的“林世良”案件中暴露了出来。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林世良案件
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一度曾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机要助理。林开始是通过上海青帮的地下关系与孔祥熙联系上的。
林世良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后，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在滇缅公路通车后，他让林世良“管理”那里的运物资输业务。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了一批与大成公司有关联的投机分子和奸商，该公司委托林世良的助手汪继方，把存在仰光的一批车胎和五金等运到重庆。这笔交易巨款的一部分被林世良转让给孔令侃和其声名狼藉的妹妹、惯于女伴男装的二小姐孔令俊。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和女婿陈继思也有牵涉。这批货分几批装运，其中有两批被缉私署缴获。
戴笠把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后，委员长怒火万丈，认为林世良是在利用他大姨夫的名义为自己进行走私活动。结果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林被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关进重庆的土桥监狱。与此同时，那些被缴获的物资，从原价约总共1600万元，暴涨到6000万元。根据规定，缴获走私货物的官员们可得充公物总额的10％作为奖金，用来改善该组织。戴笠的人还收集了林世良吃喝嫖赌等等劣迹。蒋获悉这些腐化行为之后，盛怒之下，在原判上改批“立即枪决”。
林世良不愿替孔家负罪，于是他公开将走私阴谋归罪于孔令侃。孔令侃在父亲的怂勇下把此事整个闹到蒋夫人宋美龄那儿。这样，戴笠发现自己处于整个孔家和宋家的对立面，这两家要求蒋介石替他们解决此案。于是蒋介石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家族利益（在公众的眼里，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是戴将军所称的对军事当局权威的冒犯（该当局现在负责原属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职权范围）。
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家族一边，尤其是当相互疏远的宋家和孔家现在因共同的敌人戴笠而联合起来之时。除了判决林世良以外，委员长还指责戴笠因心怀不满和泄私愤而越权行事。于是，1943年7月戴笠被免除了缉私署署长的职务，并由孔祥熙的人、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宣铁吾接替。
与此同时，所有各省缉私处处长一概被撤换，军统的人统统遭到排斥。
戴笠被解除缉私署署长，被中国的盟国美国误解为是对军统过度行为的处理，其含义超过了表面现象。驻重庆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委员长的秘密警察和宪兵及情报组织声名狼藉的头目戴笠”被解职是由于：1。对高级官员的部下屡次擅自进行绑架、处决等，包括1942年秋天枪决中央信托储运处处长林世良，据信他把装运从缅甸到中国的政府供给品的卡车，用来替高级官员们装运“奢侈”用品；2。该组织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同“高级官员们”的“腐败利益”相冲突；3。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的激烈争斗，其主要作用是对付“危险思想”领域；4。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戴笠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5。对戴笠及其“盖世太保”的抨击；蒋夫人在她的访美旅程中对这些抨击有所耳闻，使她得出印象认为，“美国人相信不是委员长，而是戴笠，通过对纳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残酷应用而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国”。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戴笠的防卫措施
然而，在控制缉私署方面败给行政当局，并未能挫败戴笠的整个运作机能。仅凭一点便可说明问题：他迅速确保了自己的王牌——军事必需——能胜于孔祥熙对财政部战时监控走私的依赖。1943年7月，戴将军把税警办公室直接置于军委会之下，并把它改名为“别动队”，它的11个纵队分散在国统区的各个战区，奉命专门监视所有的地面运输。
其次，戴笠使国民党军队的运输和通讯部门隶属于统一指挥之下，负责地面巡逻、地区监察站、邮电，甚至还有飞机通讯业务。同月，军事委员会的运输统制局检查局被改为军委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由戴笠的部下吉章简任中将处长。后来在1945年，交通巡查处的范围扩展到通讯和航空（原戴笠军统三处的业务），归邮航检查处领导，刘番任中将处长。
最后，戴笠抵制孔祥熙和行政官员急切想接管缉私监督的企图的另一个办法是在财政部内部扩展中美合作组织。1944年期间，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是黄荣华。在美国侨居了多年的黄荣华，同时也是中美合作所运输处的头目。他负责管理在整个华南地区活动，向前线游击队运送武器，并将从沦陷区傀儡公司那儿采购来的物资运送回来的大约1000辆卡车。
到了1944…1945年间，这些车辆的装载便完全在戴笠的控制之下，他实际上拥有财政部货物运输局局长的头衔。
这正如梅乐斯解释的那样：
任何一辆卡车都得出示载货单，准确地说明装载的货物，而且，在每一个检查哨所，必须出示货运单，卡车还要通过检查。而卡车司机常常通过让人搭乘来捞取外快，被称为“运输黄鱼”（一种贵重的佳肴），而戴将军本人的责任是对走私与间谍活动进行遏止（起码做到了限制）。
由此可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领导直接了解甚至欣赏戴笠的走私王国，在日本投降时，这个王国已在战前的毒品贸易和战时美国的供给和运输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了起来。它一时间盈利巨大，但这些盈利所滋养的社会因素，要么是促进了国民党当局的上层腐败，要么是促进了同样有害的秘密特务的高压政治，这种政治损害了内战前夕的政府合法性。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很快就看出在走私和秘密特工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越战争中非法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但在东南亚形成这种交叉关系的力量，早在美国秘密部队支持李弥的国民党九十三师在金三角区的鸦片买卖之前就存在了。在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游击战高峰期，在戴笠的支持下，这些关系首次在中国交织为一体。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接管四川
在南京政府当局的10年中，四川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范围之外。在该省最大的军阀刘湘旗帜下，四川被军阀割据得四分五裂。但是，30年代，当抗日战争日益逼近时，蒋介石开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