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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家叶永烈就他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回答了编者的提问。
问：你为什么要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起因是我在前几年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二十多家报刊加以连载、选载或摘载。朋友们建议我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进。于是，我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又写出四十多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我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我去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五十多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这部长篇写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的历程。
《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构成“红色三部曲”，一百多万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写到新中国诞生。
问：书名为什么叫《红色的起点》？
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
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只是为了适应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
《红色的起点》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从两岸三地对于同一本书的三个不同的书名，反映出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作为上海的专业作家，写作《红色的起点》，可以说占了“地利”的优势。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又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这样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问：为什么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答：《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部长篇是从特殊而新颖的视角——领袖史，来写中国共产党，来写毛泽东。
领袖是党的舵手。党的成败，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在一开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排名第十二位（当然，当时排名顺序并不很严格）。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甚至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冬，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红军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这十四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也是十四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四年和后十四年的鲜明对比，表明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分别出版了港、台版。香港版的书名是中性的，叫《毛泽东之初》，而台湾版的书名，令人不可思议，叫《毛泽东的掌权术》！不过，尽管根据台湾的市场情况改了书名，但是内文一字不易。
问：《毛泽东与蒋介石》写些什么呢？
答：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
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即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我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二十年代初识，比较到七十年代他们相继去世。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序：关于“红色三部曲”答编者问 2
《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分别出版了港、台版。台湾版书名就叫《毛泽东与蒋介石》，分上下两卷，而香港版书名则叫《毛蒋争霸录》。
《世界日报》多次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毛泽东与蒋介石》台湾版广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问：这三本书为什么叫“红色三部曲”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
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第三部《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了蒋介石”。
我正是用这三句话，概括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这三句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概括，所以叫“红色三部曲”。
“红色三部曲”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我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修改、补充，出版新的版本。
问：“红色三部曲”是纪实小说吗？
答：不，不是纪实小说。“红色三部曲”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我作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由于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因此这本书的内容比较新鲜。
问：除了“红色三部曲”之外，近年来你还写了哪些作品？
答：《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这“红色三部曲”属于“红色系列”。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五十万字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也属于“红色系列”。
我还写了“黑色系列”，内中有“‘文革’人物系列”，即系列长篇“‘四人帮’兴衰”——包括《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部长篇传记。《陈伯达传》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我写的七十万字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同样属于“黑色系列”。
我还写了“名人系列”，出版《名人秘闻录》、《名人风云录》、《名人悲欢录》、《名流侧影》以及《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梁实秋与韩菁清》、《是是非非何智丽》等书。
我的《行走美国》、《行走俄罗斯》、《行走中国》、《受伤的美国》以及《五光十色美丽岛》等，组成“行走系列”。
我的纪实摄影集《叶永烈目击历史》、《叶永烈目击美国》、《叶永烈目击俄罗斯》、《叶永烈目击欧洲》、《叶永烈目击台湾》等，又组成“目击系列”。
此外，八十四万字的《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六十四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以及即将完成的《出没风波里》，这三部长篇构成我的“自传三部曲”。
在二○○二年秋，我完成了政治幻想小说《毛泽东重返人间》，写的是毛泽东回到改革开放的新世纪中国。接着，我着手创作《蒋介石重返人间》，写的是蒋介石回到陈水扁掌权的台湾。我还创作了《斯大林重返人间》，写的是斯大林回到早已解体的苏联。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重返人间三部曲”。
这七大系列，便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概貌。在长篇创作的间隙，我写了不少散文，《叶永烈散文选》、《叶永烈笔下风情》、《心中的花》等便是我的散文选集。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于二○○四年四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同意出版。
叶永烈
二○○四年五月十日于桂林全国书市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一九五○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一九三五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七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一九四○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九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听说是在法租界开会。”姚溱答道。“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这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告知杨淑慧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一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内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