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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是“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和新民学会 1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的途中，曾于一九一九年初来过上海。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即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一九二○年五月五日路过上海。与陈独秀的谈话，给毛泽东以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二至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致周世钊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七四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④《致陶毅信》（一九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六四页、四六六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是可叹！”④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Ｈｅｌｍｕｔｈ Karl Bernhard von Ｍｏｌｔｋｅ（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奇元帅，因在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才智过人，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志向非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只能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茅塞顿开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这三本书，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读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一九二○年五月五日抵达，七月七日离开。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一般都以为是一九二○年八月出版，因为初版本上印的是这一出版年月。但是鲁迅却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便已“得译者陈望道寄赠《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本年四月版）”王观泉：《鲁迅年谱》，四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译本。如毛泽东所言：“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③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和新民学会 2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二十二岁时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即萧子暲）、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民等十二人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所陈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泽东年谱》里记载的是十三人。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萧瑜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萧瑜如此回忆道：“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九人，再加上我们两人，学会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当选为第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十二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三○年二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个新民学会，一九二○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后来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付诸实现，倒是在一九二○年八月二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缘起》中，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长沙《大公报》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交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两千册，《劳动界》每期五千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第五部分：响应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一位黄皮肤、黑眼珠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正伏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
他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一双锐敏的眼睛，身材颀长，门牙突出。他是毛泽东的密友，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他的这封长信，后来被毛泽东编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这才得以传世。这封信非同一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他，蔡和森，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是湖南湘乡县人，出生于上海。蔡和森又名蔡林彬，常使人误以为姓蔡名林彬，其实他复姓“蔡林”而名彬。倘若追根溯源，他原本姓林——他的九世祖姓林，因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改为复姓“蔡林”。后来他以蔡和森闻名于世，人们也就以为他姓蔡了。
蔡家世代经营“永丰辣酱”，颇有名气。只是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蔡蓉峰手里，家道日衰，“永丰辣酱”易主《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蔡和森有二兄、二姐、一妹。妹妹比他矮了一截，可是性格跟他一样倔强。他的妹妹亦是中国共产党名人，叫蔡畅，中国女杰也。后来她成为李富春夫人，曾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多子女，家中入不敷出，蔡和森的童年是清苦的。他过着学徒生活。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进入小学。
他发奋求学，连连跳级。十八岁那年，他“跳”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挚友。杨昌济视毛、蔡二君为他最为得意的门生。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正因为这样，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在蔡和森家里举行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蔡和森赴京，住在杨昌济家，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于是，毛泽东率罗章龙、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蔡和森终于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畅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时，向警予也在那里执教。在船上，蔡和森与向警予朝夕相处，产生了爱慕之情。到了法国，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透露，“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蔡和森致毛泽东》，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蔡和森致毛泽东》，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豁然开朗。在一九二○年八月十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现将此信摘录示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木斯哥万国共产党（引者注：即莫斯科共产国际）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见解比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进步青年大大超前。就在他写此信之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诞生。
他在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