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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例：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七月六日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会谈之后，便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但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七月二十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七月十四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七月二十一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力。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名出生年份当时年龄籍贯
何叔衡一八七六四十五湖南宁乡
马林一八八三三十八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一八八六三十五湖北黄安
李汉俊一八九○三十一湖北潜江
李达一八九○三十一湖南零陵
陈公博一八九二二十九广东南海
毛泽东一八九三二十八湖南湘潭
包惠僧一八九四二十七湖北黄冈
陈潭秋一八九六二十五湖北黄冈
周佛海一八九七二十四湖南沅陵
张国焘一八九七二十四江西萍乡
王尽美一八九八二十三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一八九八二十三俄国
邓恩铭一九○一二十贵州荔波
刘仁静一九○二十九湖北应城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共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第六部分：聚首“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一九五三年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总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