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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
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七月三十一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八月一日。除了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举行。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八月五日举行。如苏联К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ЮЛ斯穆尔基斯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八月五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之中。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的，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一九五九年，中央拨专款三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一九六四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转为了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1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因此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有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引者注：即王会悟）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纵〔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注：今石门二路）祥富里一○六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着。那时，李达住在渔阳里二号。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渔阳里二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因此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以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来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二十三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九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渔阳里二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于是“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丁丁东东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2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因此他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十月四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报》曾揭载：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渔阳里二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渔阳里二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渔阳里二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人遮掩，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了，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后来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