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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晨报》：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庭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引者注：指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各党人均未戴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行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所谓“党人”，亦即共产党人。所用绞刑架，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
李大钊在就义前，曾慷慨激昂地演说：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施刑时，别人只用二十分钟，李大钊却被绞达四十分钟，刽子手故意延长他痛苦的时间。
李大钊磊落、刚毅而死，没有半点的动摇和犹豫。殉难之际，年仅三十八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人敦厚，最孚众望。虽然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可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并没有因未被选入中央局而有怨言。
鲁迅在李大钊去世后，曾为《守常文集》写序，那序言中很真切地画出李大钊的形象：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九位中央委员之一。
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会晤孙中山。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李大钊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
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做得非常出色。
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质问和发难，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作了专门的发言，说理透彻，令人折服：
“……我们加入本党（引者注：指国民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引者注：即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党史资料》丛刊一九八三年第一辑，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李大钊领导十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
此后，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此后，李大钊遭到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一年之后，李大钊不幸落入张作霖手中……
李大钊之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倘李大钊不死，此后不久陈独秀被撤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方面，势必会是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在一九二七年之后走了那么多的“左”的弯路……
就在李大钊被捕后的第六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抓捕共产党人。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一○四号，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在那里秘密召开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下午三时多，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恒丰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均被捕，而王若飞在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后即离开，未落网。
韩步先在狱中叛变，供出陈延年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他还供出了施英（赵世炎）家的地址。
七月二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一九○号赵寓，适值赵世炎外出。正在搜查之中，赵的岳母见赵朝家中走来，不顾一切把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无奈，当时正台风大作，大雨如注，赵世炎竟未发觉，一进家门便遭逮捕。在混乱之际，赵世炎悄声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妻子夏之栩。事后，夏之栩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报告，使王若飞及时转移。
七月四日，陈延年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二十九岁。
七月十九日，赵世炎也倒在刑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翌年六月六日，陈独秀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陈乔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处决于龙华，年仅二十七岁。
第八部分：锤炼张太雷血染羊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沉重的。
在失去了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这样优秀的中坚人物之后，岁末，中国共产党又痛失一员年轻有为的主将——张太雷。
张太雷出任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担任过马林的翻译，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富于组织能力。
一九二七年，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显重要：四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七月十二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八月七日，他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他奉派广州，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
为了扭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低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原计划攻取长沙，遇阻后于十月转入井冈山。
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羊城，肩负重任——在广州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所以派张太雷前往广州，那是因为他熟悉广州。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太雷途经香港抵达广州。这时的广州，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粤军与桂军在争夺广州。粤军的首领张发奎，曾在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团营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二方面总指挥。
军阀混战之中的广州，倒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天赐良机。张太雷一到羊城，便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他的眼中布满红丝，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的半个月后——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沉睡之中的南国名城忽地在东北角发出雷鸣般的三声炮响，这是起义约定的信号！
顿时，三路兵马齐出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
两小时后，广州便落进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之手。
十一日上午六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翌日中午十二时，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二时多结束。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第八部分：锤炼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九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便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地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引者注：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旋即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就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后四个小时，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这才获释。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一九二二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一九二二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一九二四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
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十二月十七日那悲惨的一幕……
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一九二三年春节结婚的。
据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两人感情甚笃，不幸于一九一八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感情担心。出乎意料，他俩感情非常融洽。风声日紧时，李书城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取名李声。后来，李汉俊之子李声簧，李书城之子李声华、李声宏，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签署。
第八部分：锤炼邓恩铭“不惜惟我身先死”
创刊于一八七二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