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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
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
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
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
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
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
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
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
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
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
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
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
自序
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共收有十六篇文字。前面六篇，以事为经，包括：一、《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潭畔寻思 录》、二、《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三、《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中兴湖》、四、《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四十二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五、《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国际特赦组织〉三十年》、六、《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后面十篇，以人为纬，包括：十一、《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十二、《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裴老爷子》、十三、《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郑南榕研究
〉自序》、十四、《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为宋希濂将军出书经过》、十五、《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十六、《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十七、《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台静农的人格与学格 》、十八、《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曲军成》、十九、《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病房里的哲学家——介绍〈邱铭笙用写的卡通动画黑色喜剧〉》、二十、《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以经纬分编事和人，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事和人是很难分得太清的，也没有必要分得太清。
这十六篇文字，主要是我“走过从前”所余旧作的一部分。我的旧作，虽然已因国民党伪政府统治力衰微而松绑，但是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混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欣然一册册复位我的旧作，以垂久远。这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就是行远自迩的一些起步。“远路不须愁日暮”，在日暮的岁月，我笑着走上前去。路上偶有难忘的人事在我记忆里闪过，也算是远路上的一些插画，虽然那些画面，早已是过眼烟云。我已行年六十，我的兴趣在未来的晚境，不在过去的烟云。我在烟云里走过，它们在我背后，但对读者说来，它们正该是天边的远景。这一真理，我真希望读者能知道。李敖写书和读者读他写的书，有不同的分际，一如先知者和追随者的分际。读了以后不能看到远景，这种读者就太笨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
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
——潭畔寻思录
好久好久没来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谓一夜，其实是半夜。因为清早一点就起来了，起来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读书写作。杜甫诗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的真目的，乃在于“下笔”，“下笔”就是写写写。光读书而不写作，只为消遣或进学而读书，我是不来的。我从不为消遣读书，有人问阎锡山每天做何消遣，阎老西回答说，我不觉得人生有什么好消遣的。这话真逗，热爱工作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又消什么遗？至于为进学而读书，对我几乎也是过去。我过去读书无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训练和入狱被疲劳审问一段时间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学问已经成精，除了极特殊的新书外，几乎无须再读任何书了，只消把我过去读的书给遗出来，比为文章以利苍生，就功德无量了。
有时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个人，一生读了像我这样多的书，是否有必要。一个人活了一生，总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读书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壮如山”，他们是那佯自然、那样原始、那样王阳明式“束书不观”（把书捆起来不看），岂不也好？他们那种九族，是载歌载舞教欣载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却是古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九族，两者相较，他们是活生生的，我却是死沉沉的啊！
当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们的代价。他们不读书，缺乏洋书中所谓“知识的力量”。—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挟有“知识的力量”的外来人出现，他们的命运，便被注定。——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中国人登陆台湾，对九族巧取豪夺，整天搞各种尺寸的“二二八”、各种号码的“清乡”，最后，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这些中国人，霸占了台湾。其中有数典志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称起台湾人了，居然把后来的中国人叫做中国人了。人间蛮不讲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蛮不讲理到这种滑稽、抹杀事实、而又脸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静静坐在看台上，在热闹的气氛中，静静看着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赛夏族的矮人祭，却带给我一片暮色与苍茫。舞台上有四位舞者、看台上有四百位观众，在谋生上、在艺术上，舞者各尽所能；在欣赏上、在“消遣”上，观众各取所需，但对我说来，我感受到的，却不在这些，而在一个弱小民族的凄凉与哀恸。那种音乐、那种画面，深深的淹没了我，我不相信舞者和观众能有我那样深刻的反应，因为那种反应，只有对那种弱小民族的衰亡历程颇有所知的读书人，才能别有怀抱。英国历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半岛旧迹，听到钟声，凄然而起芜城之悲、发愤而写衰亡之史；如今在我眼前的，没有古罗马的旧迹芜城，有的却是活生生的衰亡之舞，舞者不知他们以民俗传承自己苦难；观众不知他们以掌声赞美人间不平。这—对比，更令我想东想西不已。
九族文化村中，把各族的茅屋、谷仓、鸡窝、猪舍、用具，……都一一陈设，并以各族老者，着其衣冠，不异昔时，以广招徕。老者或编织、或吹奏、或木雕、或打盹，用缓慢的动作，在陪伴着他们残余的一切。他们实际已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时间——为他们停滞的时间。他们来自过去，生活在过去，过去在他们前后、在他们上下、在他们左右。以过去来面对这个世界，他们的祖先失败了，背对他们而去；如今，他们面对过去，背对这个世界了，但世界还是敲他们的背，要他们交出民俗、雏妓、劳工和老人。
在卑南族的架空茅屋底下，一位老男人在木雕，一位老女人在编织。他们身边，挂着几把木雕的厨具在出售，一件木雕的彩色小船，孤零零的放在地上，—条小浮签贴在凹面里，上写“五零零”三个数字。五百元对他们已经是大数目。我满怀歉意，把这条彩船买了下来。它不是复制品，它只是复制了高山族祖先的观念。那观念里没有诺亚（Noah）式的方舟，在世外桃源的世界里，他们根本没有以方舟逃世的观念，只有载浮载沉的彩船，去供他们徜徉。如今人船已杳，只留下这一木雕了，木雕虽小，可以喻大。
从午夜写起，已近黎明。在潭畔寻思，已近尾声。我即将重返台北，去面对那个我宁愿背对的世界。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
——《郑南榕研究》自序
郑南榕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死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活了四十二岁。他自焚后，我总想印行一本“郑南榕研究”，来纪念这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朋友。如今半年下来，我终能如愿。书成之日，我临文作序，在哀挽之中，也不无欣喜。
我常说，南榕是我的小弟、小兄弟、小老弟，因为他“追随”我最久，达二十年之久。南榕活了四十二岁，其中一半的时间，跟我有程度深浅的“追随”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自以为是南榕的朋友所能赶过的，更不是他死后冒出来的大量知己、同志、使徒和送丧者所能企及的。我说这话，重点并不在我和南榕相识之久远在他人之上，而在我和南榕相知之深远在他人之上。也就正凭了这种生死交情，使我在生死线外，孤独的为南榕印了这本纪念之书，不以生死易他之志或我之志。这种心愿、这种离情、这种义气、这种我独来他独往，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中，可算是一幕绝无仅有的生死恨。如今南榕演其死者而我扮其生者，死生亦大亦小，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因义受难受谤之际，对朝野狐鼠，不无所恨。我生平嫉恶如仇，南榕嫉恶之情，尤甚于我。如今南榕已去，我以文字衍义，纵人生常恨，也要使水常东，变乱流为主流。如今这种抱负，也正是中国“不识时务”知识分子“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抱负，我和南榕，虽取舍有同异之别，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两人一致的。
南榕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曾发表过回忆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人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美国思想家孟肯（H。 L。 Mencken）说得好：“为理念去死，无疑是高贵的。但为真实的理念去死，那就更高贵了
！”（To die for an idea： it is unquestionably noble。 But how much noble would it be if men died for ideas that were true。）我始终相信，南榕在为一种“真实的理念”而死，这种理念，既非政治的，也非宗教的，所以任何政治目的或宗教目的的解释，都窄化、小化了他。南榕其实为了更高贵的信仰而死，那种信仰，从政客到教棍是不理解的。我知南榕、我思南榕，特高其明而光其大，以责众生、以昭来者。是为序。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八日
附录一
言论自由第一优先（郑南榕）
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
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因此本刊的第一期特地以他作为封面人物。同时，李敖先生在隐居生活中，犹自抱病接受本刊的访问，畅谈他对国民党、党外以及“两性观念”的看法。因为时间匆促，有些观点尚未充分发挥，李敖先生将于他自己的《千秋评论》、他跟朋友合写的《万岁评论》以及本刊，不定期的继续谈论。
自由是宝贵的政治权利，其中的一个单项言论自由更是目前难以获得的宝贝。我们的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当中，邓维帧先生以前是一名健将，现在重新披挂上场。邓维桢先生在本刊开辟政治问答的专栏，每期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期的问题是由本刊编辑部提出的，欢迎本刊读者来函问问题。
特赦一直是党外复杂而痛苦的情结，尤其对美丽岛受刑人家属更是如此。我们请李敖、本刊社务委员余陈月瑛，以及党外女作家曾心仪提出他们的看法，关于大赦及特赦则有一篇定义性的文章。
本刊将努力把岛内（包括彭湖、金、马）各地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让各种声音及意见表达出来，使大家不致视野过于偏狭，使大家能互相关怀。
同时本刊将尽量扩大视野及触角，致力于把这本周刊办得真正像外国有名的新闻刊物，如TIME及NEWSWEEK那样的综合性及可读性。
我们希望党外至少能办出七份周刊，轮流上市，以打破国民党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为了阐释自由的真义，刘福增先生为我们写一份《与其投奔自由，不如争取自由》的特稿。以上这些精采文章及新闻，敬请读者多多批评与指教。（《自由时代》创刊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附录二
欢送政论家 欢迎思想家（郑南榕）
——李敖辞卸本刊总监感言
一九六八年的暑期，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
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并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
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煌、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合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
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
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去年三月，我开始筹办《自由时代系列周刊》，邓维帧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只肯出钱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请李敖来挂名，才能建立杂志的知名度。
果然，“李敖总监”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不同凡响，一年下来已经打开响亮的知名度。
今午三月，李敖与我一起检讨各自的事业，李敖说海外只传诵他的“政论家”的名声，却没有肯定他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的地位。我才幡然醒悟，即使这样子的纯挂名，我也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因为彼此之间的太多的“应酬”，却是“以私害公”，害他不能在《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等等著作上用功。四月二十五日就是他的五十大寿了，不见这些“名著”结集出版。五百年前、五百年后的大事业，何必为小政权、小政客白白荒废了呢？
因此，李先生提议辞掉“总监”挂名时，虽然对杂志的销路有明显可见的威胁，我却答应了。我答应时开玩笑地提出条件：“让我尽快看到《中国思想史》结集出版。”宁愿李敖不做政论家，只愿见到他是思想家。
因此从本期开始，李敖先生正式辞去本刊“总监”的挂名。让我们“欢送政论家，欢迎思想家”，希望李敖先生的思想史大作能够早一日问世。（《民主天地》第七期，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我最难忘的一个“反共义士”
——我所目击的小“反共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