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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十二月一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住过山西，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五月、六月、八月写的。如今八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嫉恶如仇，使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姜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干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叹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沈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力兰（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勘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二二一页至二六五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 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责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是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的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的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嫉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嫉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一九七八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一九六一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十一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吏》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慨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浯，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