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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甚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衣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甚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关进牢里，到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已经沉沦、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甚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沦陷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甚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六十二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甚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平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甚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甚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十二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甚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汇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二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汇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象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用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汇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汇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这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十二月生效，所以，十一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三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的，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的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甚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甚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甚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甚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做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甚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甚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甚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甚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跑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帐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三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
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