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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第二十六章 大战盖世太保
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 要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 。对外来说，她是我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 月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问谍人员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 对于一个逃脱了的，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我在当月的1 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 月1 日，乔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
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 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
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 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也许，我自己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 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气，但是并投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是，哪里去？ ……怎么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