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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斯巴克的女秘书！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女秘书，至少，不曾有过私人秘书，因此，这一定是盖世太保。我朋友的这个所谓女助手只不过是刽子手的一个同谋罢了。
我竭力装得十分认真，继续说：“你能否告诉他，他的朋友亨利下午两点钟来看他……
谢谢你转告他，这是关系重大……”
“好的，我一定照办。”
然后，话筒挂上了。
我承认做得太露骨了一些。可是，对待盖世太保并不总是绣花才行。但也不要一概而论。往往，最简单的圈套却收效最大。总言之，我的牵制行动在这一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下午两点钟，潘维茨带着他的突击队包围了博乔莱街那幢楼。这个时候，在布尔·拉·雷尼，勒德曼律师和歇托克大夫守候在白宫养老院附近，居然截住了科瓦尔斯基。我们走了运。
10月22日是斯巴克的生日。为了庆祝，斯巴克想到家里找几瓶好酒。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女佣人梅兰德太太。以前，他曾同梅兰德太太商量好一定的安全措施：要是她在电话里称呼他“亲爱的先生”，那就是说道路畅通无阻，他可以来，不会发生危险。如果相反，她只称呼他“先生”，那就意味着有危险。
于是，斯巴克拿下话筒，拨了电话号码。梅兰德太太回答了他的话，并不停地一再说： “先生，先生……”然后大叫道；“我要给他说的就是这些吗？ ”
如果，尽管这样，斯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那就真是叫人绝望了。就在这时候，电话给粗暴地打断了。暴跳如雷的盖世太保特务扑到梅兰德太太身上。
也就是10月22日这一天，《巴黎晚报》上刊登了这则小广告：“埃德加，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
但是，潘维茨等于在沙漠里空喊而已。
第二十八章 别动队受困
从我越狱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天。这是戏剧性的，无时无刻不紧张，焦虑的四十天。亏了吕丝太太给我提供的避难所，我头一次能够头脑冷静地审查我的计划，清醒地、差不多科学地总结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首先是失败方面，虽然这一戏剧性事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发生了丹尼丝的叛卖，使盖世太保能够发现我在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的踪迹，结果使圣杰尔曼的两姊妹，奎里先生和夫人以及小帕特里克等被捕。谈到我个人的责任，我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没有及时把乔琪送走。第二个则更为严重，就是用梅太太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