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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被人称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经营。德。安杰利斯是美国金融界很常见的一种人，他将智慧和道德上的灵活性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徒。在他从前的身分中，他曾经控制着新泽西的一家肉类罐头厂。该厂和政府搞僵了，于是只好关门大吉。当他重新以联合公司——一个出口色拉油的供应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从前破产的劣迹使他无法得到贷款，于是他就耍诡计把所谓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国捷运的仓库里，他一旦拿到写有如此神圣名字的收据，便可以向银行贷款。他借来了钱，把房子押在菜油期货上下了赌注，然后惨败下阵。
在丑闻曝光以后，肥硕的德。安杰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从他在布朗克①斯的两层楼的砖房的家里来到纽瓦克接受联邦法庭的审判 。至于在1994年中以来从未少发过一次红利的美国捷运，突然传出消息说它面临着无力偿付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6000万美元以求息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6000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测他的成果，但他执著地怀着这样的一种念头：他的合伙人必须对他给出公正的判断，意思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是要根据一种不偏不倚的数学的尺度来判断 （这正是他用以自我评判的方法）：
我崇尚在行动之前建立起一些尺度，回想起来，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还不错。从这样那样的方面看起来。
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他发现问题在于这些管理人都有一种趋势，要把一种保守型的组合 （类如合理定价类）与那种仅仅是传统型的组合混淆起来。它们之间有些细微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值得认真思考一番。通常的作法是无论价格怎样，买上一大堆流行的股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通用电器（GE），国际商用机器（IBM）等等，这种做法只符合后一类的标准，而绝不符合前一类的方式。巴菲特把华尔街流行一时的运作过程和普遍的想法大大贬斥了一番：
我有一种可能带着偏见的观点，优秀的投资管理要来自于任何一种大小的组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为。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也许还有人以为地球是方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重要的人，能说会道的人，或是大量的人支持我们，于是就觉得很惬意，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不赞同我们而感到十分懊丧。
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5种股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任何持有如此多证券的人……正是我所称之为“诺亚投资学校”的那种人——每件事都做两手准备。这样的投资者应该去驾驶诺亚方舟。
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的确，当股票数量增多以后，证券组合会趋向于与市场的平均值相近。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这倒是一个安全的，而且也许是可行的目标。但在巴菲特看来，那些受雇的职业投资家应该超出平均数，会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的，拥有那么多股票只会使一个人无法挑选出优胜股票。
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 （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①。在他表面的谦逊之下，他实际上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极其自信的要求，而且他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合伙人的投资收益在1963年一举跃到了惊人的39％，在1964年达到了28％。到那时为止，巴菲特已经掌握着2200万的资金了。他的个人净财富也有近400万之多——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
① 马克。吐温，尽管是一个很穷的投资者，却采取了类似策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看
好这个篮子。“
这种盘旋上升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对巴菲特的生活方式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他依旧偏爱帕索的灰色男装，罗斯的牛排以及内布拉斯加大学的足球比赛。每周除了偶尔有一次生意上的出差以外，他生活的横座标就是他家和办公室的连线奔波，而他的纵座标则几乎不动。巴菲特的举止态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很富有。的确他的房子里房间多了一些，并且还增加了一个羽毛球场，高高低低的屋顶显得错杂凌乱，但对于拥有百万财产的富翁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