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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本书直接由声音转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首次全文公开发表！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 作者：梁漱溟口述
/* 目录 */
艾恺教授序 《这个世界会好吗》（1）
艾恺教授序 《这个世界会好吗》（2）
儒家跟佛家（1）
儒家跟佛家（2）
儒家跟佛家（3）
什么是佛（1）
什么是佛（2）
为何我还乐观（1）
为何我还乐观（2）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1）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2）
情理与物理（1）
情理与物理（2）
什么是戒、定、慧（1）
什么是戒、定、慧（2）
我做记者的时候（1）
我做记者的时候（2）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1）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2）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3）
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1）
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2）
熊十力和唯识
美国人和台湾问题（1）
美国人和台湾问题（2）
毛主席这个人（1）
毛主席这个人（2）
凡夫（1）
凡夫（2）
素食
说说自己的身体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1）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2）
与毛的分歧（1）
与毛的分歧（2）
我不是一个学者（1）
我不是一个学者（2）
我不是一个学者（3）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1）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2）
东西文化的调和（1）
东西文化的调和（2）
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1）
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2）
我最佩服的中国人（1）
我最佩服的中国人（2）
得力于佛学（1）
得力于佛学（2）
希望跟着王阳明走（1）
希望跟着王阳明走（2）
生活中对我有影响的人（1）
生活中对我有影响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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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教授序 《这个世界会好吗》（1）
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在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为什么我能成行呢？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中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时，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拜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门而居。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高龄八旬的石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他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他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他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关于他的著作。
我即刻将拙著寄给他，不久便获得梁先生友善的回应，约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马上便去寻找梁先生，他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号楼来。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见，梁先生所有的亲人都出现在那里，对于我的来访相当郑重其事。梁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则送予他哈佛大学的纪念品，以及一幅他父亲的遗作。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之后的两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访，请教梁先生。我将对话的内容录音整理，后来收进梁先生的全集，现在又单独出版成书。回顾两人对谈因缘，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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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教授序 《这个世界会好吗》（2）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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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跟佛家（1）
艾：您是怎么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指艾著《最后的儒家》一书——整理者）？就是说，您的一位老朋友，是这个……
梁：有一个姓朱的，是吧？
艾：对，有一位姓朱的，他当过我的学生，他给我打电话，说您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是怎么知道的，是国内有这本书呢，还是国外……
梁：朋友给寄来。
艾：从美国寄来的？
梁：是，有一位姓胡的，叫胡石如。
艾：因为他也是给我写信了，您记得，他是当年20年代北大的学生还是……
梁：我记不清楚，他对我很熟，我对他不那么熟。
艾：三个月以前，我在什么报纸看到您的照片，刚刚要搬进来的时候，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来采访您，还是……
梁：记者来，他有一个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来三个人看我。
艾：那我自己不是记者，假如我将来再写什么文章，我是先把稿子寄给您过目……
梁：好，这样好。
艾：我还不知道是在哪一种刊物、杂志，还是要看报纸、杂志的主笔的兴趣。
梁：对。
艾：我是在研究您生平的时候，旁边好几位当过您的学生，或者在山东邹平的时候工作过，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与您联络。香港有一位也是姓胡……
梁：对，胡时三；胡应汉，号时三。
艾：哦，是。我差不多十年前去香港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去拜访了他，他也给我很多宝贵的资料。这个还有一位姓王，王少商（音同），是在广州第一中学时候的学生。
梁：对。
艾：还有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也是与您有关系的。
梁：有关系。
艾：美国还有一位姓张，也是参加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过是在定县那边工作，他是在美国一个大学，最近几年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联络了。台湾有一位周绍贤，他还是非常非常佩服您了，出版了一些文章。最近台湾一家报纸把我的一篇关于您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因为他们只把几部分翻译成中文，看起来不够有系统，周先生也是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文章。
梁：他们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艾：报纸，是《中国时报》。最近在香港，好像也有两三次，我看到您的消息。
梁：他们来访问我，同我来谈话。
艾：最近几十年呢，我知道，您是在政协那边……
梁：一直都在政协。
艾：那您还是在写东西，或者……
梁：前些年嘛写东西，近来就很少写了。前些年嘛，主要就是写一个长的文章，叫《人心与人生》。
艾：您是好久以前就开始写。
梁：对，这篇文章相当长，写下来就用了三本，另外有一个短的，讲中国的老子、孔子跟印度的佛教，讲三家的。这个讲三家的，没有《人心与人生》那么长，比较扼要。
艾：都还没出版吧？
梁：都没有。在过去，现在好一点，过去政府有一种统治思想，不能够随便发表。
艾：这是不是因为“四人帮”的……
梁：不完全是他们的关系。过去很多年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比较好，比较放宽些了。我为了取得领导上的同意，能够让我的著作出版，我把自己一篇不是太长的文章送去给领导，送去给政协。这篇不太长的文章大概有一万多字，一万一二千字，这篇文章是这样一个题目：《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拿这篇文章请他们看，我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思想了，为了领导上看的时候方便，那个大部头的、一共有三本的太费时间，所以我拿这篇文章去请他们看，我的意思是请他们审查的意思。他们在政协，政协的主席是邓小平，邓本人太忙了，送给政协本来是给他看的，但是他太忙了，没有时间看。他交给一个副秘书长看，这个副秘书长看过了，副秘书长对我说，领导交给他看，他看过了，他签注了一点意见，又交回去，领导上还没有发下来。
艾：仍在等这个……
梁：是，官场办事效率不高。
艾：是，我们美国也是这样子。
梁：所以呀，我是催，把那个东西还给我，看过这个文章的那个副秘书长告诉我，“你不要急，这篇文章也是好多页的，放在哪儿，找不着”。好像文件很多，转来转去，找不着。
艾：那有没有存底呀？
梁：当然我有。
艾：中国现在有没有复印的机器？
梁：有。
艾：不太普遍吧？
梁：不太普遍。
艾：这个样子比较糟，如果有复印机……
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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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跟佛家（2）
艾：我起码代表美国的学术界，很渴望有机会看看您最近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机会。我的以前一个同事，伯克莱大学的一位中国人，杜维明，在美国也算是研究孔教的。
梁：他来看我了。
艾：他来过了？他来中国以前，他已经跟我讲会看您的。他有没有提到我？因为正好他离开时，就是接待单位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也许北师大会担任我的接待单位，结果没有与我联络，所以我以为没有办法，结果才麻烦您，跟政协联络……
梁：还是通过政协好，那个杜维明嘛，他来看过我，他来后把他写的东西、著作留给我看，给我留下的是中文的，关于王阳明的。他现在去敦煌了吧？
艾：哦，去敦煌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梁：去敦煌看那个古代的……
艾：他最近几年是在研究朱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哈佛大学博士，不过他比我早，我们十多年前已经认识了，您有没有机会看看西方关于中国哲学的作品、著作？
梁：我看西文很费力，所以叫朋友替我看。
艾：几本书不容易翻了。
梁：替我看完以后，他替我说一说。
艾：我的中国朋友说，可能会把它（指艾著《最后的儒家》一书——整理者）翻成中文，我想不容易。给西方人看，算是很容易、很清楚、很生动的，翻成中文相当难了。尤其是比较微妙的含义，不太容易表达出来，这是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周绍贤已经出版的文章，他不大同意我的最基本的关于您的观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西方人研究中国问题与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所用的办法很不同。周先生做过您的学生，立场也不同，所以我加以一点批评味儿的，周先生一定就……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分析法是比较奇怪的，比较不习惯的。梁老先生是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许您知道西方、东方学术界所用的办法、分析法有不同……。我不知道，您说是有朋友把几本书的几部分翻给您听？
梁：他口头上讲给我听。
艾：我不敢保证他们翻得怎么样了，说不定是把一些意思弄错了。不过，大体上您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梁：没有啥。
艾：没有什么反应？
梁：我的意思啊，我们彼此谈话，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够对我的根本的思想——就是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的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希望于你的，就是多了解儒家，多了解佛家，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因为佛家的跟儒家的是我的根本，所以如果了解这个根本，是最好，最要紧。不但是我期望于你，并且我是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