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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因为看了他的《忏悔录》写的《究元决疑论》。
艾:那么就是您看了他的文章以后,想关于这个问题发表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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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大钊和我(1)
梁:他这个离开北京去美国,实在是逃走的。为什么是逃走的呢?就因为他有文采、聪明,很出名的新闻记者,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就笼络他,派人直接对他讲,希望他能够发表一篇文章,赞成帝制。那时候有个美国人叫彼德洛(艾:是。),要搞帝制嘛,希望黄写篇文章。他不肯写,不肯写就威胁他,他就只好写。写这篇文章他又不甘心,不甘心做拥护帝制的人,所以文章写不好,写得态度不明朗,有的朋友就说这样不明朗的文章交不了卷,拿去不会通过,人家不会满意,你要么呢就是投降(笑),你要么呢赶紧走,他就采取走的道路,偷出北京的。
艾:他在轮船上写的那篇文章,好像跟您刚才提的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
梁:他就是为这件事情跑的。《忏悔录》就是说自己过去一直跟上层啊、跟当时的高官贵族打在一团,打在一块儿,虽然好像是不参加他们,虽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让他拥护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这个忏悔啊,忏悔过去生活的问题。由于他是一个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么在男女问题上、在用钱上很随便,他的忏悔在这个地方。
艾:他的那篇文章跟您的有什么关系?
梁:哪个文章?
艾:就是《究元决疑论》。
梁:我的《究元决疑论》,我就是看了他的《忏悔录》才写的《究元决疑论》。
艾:我的意见是,他的那篇文章也提到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
梁:我的《究元决疑论》就是说,我要是早一点把我的佛学思想贡献给黄先生就好了,我没有对他谈这个,我抱歉。在《究元决疑论》一开头就是说这个话,好像很好的东西没有交给我的朋友。
艾:这个还是我没错。您觉得陈独秀怎么样啊?
梁:了不起啊,这个人了不起。
艾:您是到北大以后才认识他的,还是……
梁:刚好在进北大之前就碰见他。就是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有一次请客人吃饭,请的有陈独秀,也请的有我,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子。那次呢,陈独秀来是从上海到北京,他的意思是到北京来劝人募股,他搞一个叫做“亚东图书馆”,这么一个出版社,要大家入股凑钱,50块钱一股,100块钱就是两股(笑),希望找一个熟的朋友劝大家入股,凑成他要办的亚东图书馆,他是这样来的。刚好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从国外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他得需要一个班子,他一个人不行啊。他跟陈独秀本来是老朋友,他就说“好啦,你到北京了,不要搞什么图书馆了,不要搞什么出版社了,你就来帮我吧”。这个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连我,我们三个人同时进北大。
艾:我的印象是您跟陈独秀的关系,没有和李大钊的关系那么好。
梁:对,跟李的关系比陈稍早一步,跟陈碰见,还是在李的宴会上,可是进北京大学是陈、李、我同时的。
艾:跟陈独秀,您……
梁:我对他很有印象。那个人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很有力量的人。
艾:在历史上您觉得他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呢?
梁: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
艾:是啊,很重要的?
梁:很重要。
艾:他跟李大钊,当然也是一起组织成立共产党。
梁: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但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艾:那李呢是比较……
梁:李呢,表面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头里他也是很激烈的。
艾:他个人跟别的人的关系搞得比较好。
梁:比陈独秀搞得好。大家对陈独秀都有点敬而远之(笑),怕他,因为他对人常常当面就不客气。在学校里开会议,他算是文学院长,开头叫文科学长,另外还有一个理科学长,搞物理的夏先生——夏元傈,两个人地位是相同的,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科,在会议席上他有时候对夏先生就很不客气,让人下不来台,所以……
艾:李大钊不会这样。您觉得这两个人,哪一位和您自己……
梁:我当然还是跟李的关系好。
艾:那主要原因是李温和,还是……
梁:哎,李温和。
艾:那李的思想有没有比较接近您自己的?是不是跟思想有关系,或者说是为人的关系?
梁:很奇怪。很奇怪是什么呢?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搞共产党,可是李先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拉我入党,不知道为什么(笑)。朋友关系很好,可是从没有介绍我也参加共产党吧,他没有。
艾:那陈独秀呢?我记得是有,跟您讲过,《中国人民最后觉悟》(应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整理者)这本书,提到陈独秀批评您乡村建设的观念,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幻想,那个时候陈独秀是要您参加党,您没有……他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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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大钊和我(2)
梁:没有,他也没有让我参加党。
艾:那您和胡适的关系怎么样?您觉得胡适这个人怎样?
梁:胡适这个人很聪明。
艾:您经常跟他相处得好吗?
梁: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当时在北京大学,有旧派,有新派。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算是新派,还有那个鲁迅,不过他不是北大教授,是教育部的人,在北京大学兼一点课,教有几个钟点,就是讲《中国小说史》,跟北大的关系不深,可是他也是属于那个新青年派,新青年里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还有一个陶孟和。
艾:这么说您跟新青年派的人关系不太近,您跟什么人的关系非常接近,那个时候?
梁:当时北大有新派有旧派。(艾:是。)学生出刊物,一个刊物叫《新潮》——潮流的潮,一个刊物叫《国故》——《国故》讲中国旧学问,在学生里头有这么两派,背后都有教授支持。我是既没有在新派,更参加不了旧派。因为旧派讲中国旧学问啊,我没有。毕竟那个时候,我是比他们都年轻,胡适也长过我,不过长不多,大概长我一两岁,李大钊大概长我三四岁。
艾:胡适比您大三岁了?
梁:没有大那么多。
艾:您是1893年,(梁:对。)那您出生的时候胡适已经三岁,在台湾台东那边他父亲作县长的时候。书里也写了,您是比这些人年轻一点了,胡适、李大钊,当然鲁迅、蔡元培都比您大很多了。这是您为什么不跟新青年……这是您要离开北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您的年纪比较轻,不太容易跟各派的人……
梁:我在北大是民国六年(1917年)进去,民国十三年(1924年)离开,首尾在北大有7年。我的记忆啊,蔡先生长我30岁,好像胡适长我一岁的样子。
艾:我所研究的,他是1890生的,您是1893年生的,三岁的分别。第二章讲您的家庭,您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已经几岁了,毛主席那时候两个月,(梁:毛主席跟我同年生,可是就是月份晚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是胡适比您大三岁了。
梁:陈独秀大得多。
艾:还有一位哲学系的杨先生,是毛主席的岳父。(梁:对。)您就是在杨先生家第一次跟毛主席见面的?
梁:对,是那样。
艾:那您是与杨先生比较谈得来的人吗?
梁:杨先生名字叫杨昌济,号叫怀中。杨怀中先生,这个人是年纪大,比我们都大很多。他在北大,我们都是在哲学系,他是讲《西洋伦理学》跟《西洋伦理思想史》。我们彼此都在哲学系了,同事了,可是岁数比我们大很多。他确实常常到我家里来,(艾:噢。)为什么常常到我家里来?不是看我,是看我的一个哥哥。
艾:噢,是这样的,他是已经认识您的哥哥了?
梁:对。
艾:这就清楚了,我以为因为您是哲学系的人,所以常常在一起呢。
梁:我的这个哥哥不是我的亲哥哥。
艾:哦,不是您的亲哥哥。
梁:是同族的哥哥。
艾:那是表哥?
梁:不是,同族,就是他也姓梁,我也姓梁。(艾:噢。)如果是表哥,他就不是姓梁的了。中国的说法,跟外国不一样。(艾:是。)他也姓梁,他算是湖南人,现在我的桌子上正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湖南省要修省志——本省的历史。省志里头有一篇叫作《人物志》,《人物志》里头有我这个一家的老兄,在湖南是很有关系的一个大人物,而他呢,又曾经到北京来同我住在一起,所以现在湖南修省志要给他写传,传就要我来写,桌上正在写。
艾:因为杨先生湖南人这个关系?
梁:底下说一下杨先生跟我这个老兄的关系。跟我老兄是怎么一个关系呢?就是当北京光绪皇帝要变法维新——因为康梁的影响变法维新,就全国各省来说,响应北京的维新运动,第一个就是湖南,各省比较,是湖南。
湖南的当政的人,主持湖南政权的人——从前就是各省的巡抚,有的省有总督,湖南跟湖北合起来一个总督,湖南本省就有巡抚,湖南有几个有名的巡抚。在北京的维新运动的时候,就全国各省来说,最领先的维新运动,我这个老兄,他参加了湖南的维新运动,现在他们正在让我写的。比如举例来说,那个时候受欧洲的影响,开头中国人就叫做“讲求洋务”,后来觉得“洋务”这个名字不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讲“时务”,那么在湖南首先设时务学堂,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就是梁启超,我这个老兄就是帮助梁启超搞时务学堂的。那个时候就要兴新学,也要办实业,办实业就有个实业学堂,我这个老兄就主办实业学堂,实业学堂里头是什么呢?里头是工矿,就在全省里头设了有矿务局,有学务处,我这个老兄又参加学务处,又参加矿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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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大钊和我(3)
而这个杨先生呢——就是杨昌济、杨怀中先生,算我这个老兄的学生,管我这个老兄叫老师。因为当时要变法维新,一方面是要学欧美,所以派人出去到欧美留学,当然,如果就近到日本留学好像也比较方便,所以一时留日的人非常多。我这个老兄他就建议给省当局——给这个巡抚,我们派年纪轻的人出去学,不如派在国内已经有点知识学问的、有根底的人出去好,省当局——巡抚就赞成他这个意思。他就建议,本来不是各省都有考举人,第一是考秀才,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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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1)
艾:……研究的问题,河南豫西这个地区,我想写一个地方史,明末到现在,也许后年会再来,就是长期来中国住,也希望有机会到豫西去看看。国外的资料我都已经搜集好了,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国会的图书馆,香港的台湾的有一些人……。有一位老先生,比您大两岁,是陈仲华、陈顺德——字是顺德,听他也讲一些。孟先生也是在那儿工作?
梁:是彭禹廷的学生,他是河南人,我们当时有一个河南村治学院,他是村治学院的学生,(艾:噢,他是村治学院的学生。)他在豫西那一带呆过,他参加过那个民团的工作,搞地方自卫。
艾:您也去过镇平、内乡这些地方啊?
梁:去过镇平。
艾:那是什么时候呢?
梁:抗战中。
艾:以前您就是在辉县的河南村治学院,就和彭禹廷在一起?
梁:他做院长。
艾:是,那时候您没去过镇平?
梁:那时候还没去,后来去。抗战中,我们从山东撤退了,从东边往西撤退,撤退到镇平。
艾:您说的“我们”是指的什么人?
梁:“我们”是一班朋友、学生,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许多干部,大批的人。撤退的时候,把地方的壮丁带了一部分,还有八百条枪,有军装,有十几万块钱的款,带了过去的,当时就住在镇平。镇平有个大庙,我们就住在大庙里。
艾:县城的……
梁:城外,城外有个大庙。
艾:那您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镇平的情形啊?有什么印象?
梁:没有多停,我到了镇平,就去武汉。那时候政府在武汉,跟政府要接洽。当时政府有一个叫陈诚,陈诚他做政治部长,他还要把我们到镇平的学生,调去二三百人到武汉,他检阅一番,他训话,讲话,然后派一个人又回到镇平——这个人由我们来推荐的,领导我们这些人,带着人跟枪支回山东。回山东之后分了四路,就是东西南北,在敌人后边,发动农民抗日,搞游击战。
艾:您对彭禹廷有什么……
梁: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村治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姓梁,叫梁仲华,我给他们做教务主任,实际上那个村治学院的章程、办法都是我订的。……那里的学生,现在那里的学生不多了。
艾:您觉得彭禹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梁:他人是一个赤胆忠心的人。中国俗话、老话,就是黑脸人是好人,白脸不好;彭禹廷就是黑脸人,人好得很。
艾:他也很能干了。
梁:很能干,可惜是被人谋害了,害死的。
艾:好像是在南兆县呢是在镇平县,有一个杨家,镇平县里有一个本来是扶持彭禹廷上学的一位地方有势力的土豪,彭回来,原来扶持他的认为是个好机会,彭回来了,结果彭禹廷也不给他什么方便优待,他生气了,跟南兆县的地方富豪联络,进行暗杀。别廷芳您也见过吗?
梁:也见过。
艾:他是来邹平看您……
梁:不是,他是在内乡,是在镇平碰到,我去镇平他也来,在镇平碰到。
艾:他留下的印象怎样?
梁:就我个人印象,很粗的人,也许心地好,但也还是个土豪作风,什么事情都是个人做主,强制推行,就是这个样子。
艾:当然彭禹廷的这个教育……
梁:好得多。
艾:您对镇平的村治还算是成功的吧?
梁:在那个时候相当成功。那个时候县长、县政府等于虚设,它是全县分十个乡区,组织一个十区办事处,大家推彭禹廷做主任,有十个区的区长跟彭禹廷在一起,联合成一个十区办事处,十区办事处做事情,县政府等于虚设了,摆在旁边,不起什么作用。
……
艾: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
梁: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有点那个叫什么,“什么世不恭”啊,有那么一个四个字(艾:是。),“玩世不恭”(艾:对。),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
艾:其实这一点我们西方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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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2)
梁:后来不是那个江青(笑)很赏识他,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他还把诗词送给江青,后来江青失败了,所以他的名气也就不好了。这个人还在,还在北京大学,不过不担任什么事情,只有一个好的待遇,教授的待遇。人也不行了,眼睛有白内障,走路也旁人扶着。
艾:没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梁:没有。还有一个哲学家,他也不一定算是代表儒家,有个叫贺麟的,贺麟比较好,比较不是那样随便,不过他是讲德国哲学,讲授黑格尔的。还有一个哲学家,叫沈有鼎,姓沈,沈有鼎。(艾:恐怕我不知道。)这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也是在北京的哲学家,留美的,叫什么名字……口里头说不出来,心里头有。
艾:您觉得牟宗三、唐君毅,在香港的儒家思想家对现代的孔孟之道的发展和阐明有没有贡献?
梁:有贡献。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