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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第三团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他们的起义工作早有准备，李正文和刘农峻联系后，发展他人了党，并派去了联络员周其昌，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团副李贵田、副排长孟虎、参谋陈家懋等都是党员，协助刘农俊积极开展起义活动。
起义原准备在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里应外合，但蒋介石已多次催促该团立即撤往台湾，不能再拖。策委会决定将计就计，让刘农俊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改变航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但连云港和台湾的基隆港不同，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只能用登陆艇。于是策委会就请段仲宇利用职权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美式大型登陆艇给刘农俊。除可以运送伞兵第三团3000多名官兵外，还有数百人的空余舱位。伞兵司令部就又装了一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要他们带到台湾。就这样，1949年4月15日伞兵第三团的起义，不仅给解放军增加了全副武装的3000多名伞兵，还把这些武器和通讯器材送给了解放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起义行动，他们在连云港受到了以谷牧为首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给他们发来了贺电。
王海嬌的工兵第四团是蒋军中配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团，全部是美式装备。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李正文通过联络员汪声明并和王海嶠亲自多次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声言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先是制造借口一再拖延，然后在段仲宇的配合下，把工兵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装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便佯称机车发生故障，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南下，故意东一辆西一辆地停散在好几条铁路上，不仅使工兵第四团再也动弹不了，还堵死了浙赣铁路的许多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蒋介石一再催促，毫无结果，才发现有变，下令撤了王海嶠的职，并派特务到处缉拿他和有关人员。王海嶠和联络员汪声明干脆一起跑往香港并转道去了解放区，下属官兵则分散隐蔽起来，使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这批车辆和装备始终在浙赣路上躺着，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
在协助伞兵第三团起义和工兵第四团堵塞浙赣铁路阻挠国民党军运的重大行动上，主管上海一带水陆交通运输的段仲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段仲宇还曾机智地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得以避免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在解放上海战役期间，他率领辎重汽车团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大量汽车组成追击部队，输送解放军追歼蒋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
（五）
1949年4月上旬，李正文刚从嘉兴和贾亦斌会面后回到上海，就发现一个姓朱的关系，被捕后叛变，这几天正带着特务到李平时出入的地方搜捕他，情况危急。组织上决定他立即撤离上海去北平。李将一些未了的工作移交给策委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于4月10日化装潜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从此结束了在上海敌占区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
北平已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李正文在那里见到了原上海局书记刘晓，刘这时已被任命为华东局组织部长。刘要李立即随同第三野战军总部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5月底，李正文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大上海，这里已是人民的天下。
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告知李正文，他已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随后又任命他为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大学的接管工作。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革大的校部在苏州，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李奉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复旦大学是李正文最熟悉的一所大学。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1954年秋天，李正文被调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工作，任政治理论教育司副司长。李一如既往，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他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学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
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对党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却被怀疑历史不清而不被信任。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李正文被认为有严重右倾思想和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大小会上无理批斗，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留部察看的处分。
1962年全国都对反右倾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甄别平反，李正文却是个例外，拖了两年后，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有系统修正主义思想的罪名，不予平反。接着十年浩劫，李一直处在暗五天日的厄运中。直到1979年10月，组织上才给他做出“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的复查结论，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李正文同志已是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七十一岁的老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李老的暮年重新焕发了青春，他很快成为一位活跃于学术界、理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思想敏锐，谦虚诚恳，他的文章和讲话富有创意，分析透彻，说理清楚，深受大家的敬佩和欢迎。
李正文同志病故于2002年2月，终年九十四岁。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另一个段祺瑞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杜婉华 字数：2784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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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马懋如 字数：179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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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一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疥限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