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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公开的说法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在文革后好些年我们还坚持联美反苏的理论和政策。小平同志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这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政府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曾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对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规划
1 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就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例如1984年5月18日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2 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亲自修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中印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末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1981年3月9日说，对苏联“要去掉一点‘左’的幼稚。”“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不要赤白对立。”他对外也不隐讳观点。1983年2月20日对日本记者说，“有人说中苏两国关系积怨很深，一下子难以消除，我不赞成这一看法。”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半年左右之后。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地全面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表示不能把反苏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对美国抱有幻想。他主张我国应当争取同美国和平友好相处，是国家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1986年7月20日他就说过，中美“是一种朋友关系，他们也说是朋友，不是盟友。”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动荡和下滑，对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他说：“日本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经营管理水平高，应认真学习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其次是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说，“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也不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以免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他总是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说，“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和反本国“反动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的重点在于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
三、胡耀邦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进而成为多余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说起，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1982年9月L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还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当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而且提出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因为正如他1984年2月10日和外交部一干部谈话时所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