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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的讲话，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上面谈的这一切都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责任编辑 吴思）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杨继绳 字数：3178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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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C、D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南京是如何解放的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许荏华 字数：2859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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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被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标志性的照片。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这是为拍制电影留下的照片。另一张照片，是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它是解放军4月24日进驻南京后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补拍的照片，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但是，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1990年6月致宋任穷的信，《陈修良文集》138页）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4月20日夜，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4月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23日，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溃逃。
23日一整天，南京是个“空城”，一座五军警守备的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首都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起来的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3日午夜、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海陆空军纷纷起义
防务机密荡然无存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没有这个大局，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下令弃城而逃的。里应，是南京地下党团结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人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过去在敌营内部工作的基础上，于1948年10月成立策反部，利用所有的各种关系，策动国民党军警起义。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原计划轰炸总统府，因故未中，最后飞抵石家庄。这是全国首架飞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邓兆祥舰长率领600官兵起义。这只英国赠予国民党的装备精良的军舰（排水量7000吨），是蒋介石赖以阻止解放军渡江的主舰。邓兆祥在英国受训，为人正直，曾与我党有秘密接触，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分别有六七条线与舰上官兵秘密联系。其中地下党员毕重远（中学生）团结进步士兵，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首先发动起事。海军下级军官王淇在其弟王毅刚（金陵大学地下党员）的推动下，与曾祥福、莫香传等21名军官秘密组成“军官起义小组”。当该舰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邓兆祥宣布起义，指挥“重庆号”以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直接指挥的“御林军”）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这是一次不很成功的起义，王宴清为人清廉，不满政治腐败，厌倦打内战。南京地下党派党员李益之（大刚报记者）通过农工民主党的邓吴明（王宴清的母舅）的关系，与王保持接触，阐明形势，讲解中共政策，帮他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起义，并且作了几个团长的工作。但不慎走漏消息，王被张耀明扣留，旋被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覃异之（覃后在湖南起义）释放，王宴清遂舍家率部起义。蒋介石闻讯派飞机、部队追歼，王仅带了两个团长及百余人到达滁县，得到陈士榘的接见。97师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包括3名地下党员），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不得不改乘汽车逃跑。24日，起义者将4架飞机交解放军接管。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并向我党我军领导人发出致敬电。林遵曾与周恩来有多年交往，中共上海局有专人负责与他联系。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少校台长胡念恭（地下党员）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戚超人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