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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15岁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他一面干着所有乡下孩子都要干的那些活放牛、插秧、炸石、铺路，一边断断续续读完小学和中学。1965年他20岁，来到中关村。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此后他没有离开中关村，却始终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以及对于家乡的深深记忆。他8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还是一个农民，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许瑞洪为了凑齐学费完成学业，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器物，他把它卖了8块钱，而这点钱远远无法满足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这孩子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为学校劳动，才终于完成学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人，心理上有个烙印是有决定意义的，那就是深知物力艰辛、底层屈辱，对金钱权势具有一种奇特的敏感。
1984年他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去做教师，但是本能深处的那种力量却驱使他把热情转向他方。他开始接受买与卖的熏陶。深圳已经是个〃特区〃，商业气氛比中关村更浓，到这里来闯荡的人，大都是无法无天之辈。许瑞洪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我不喜欢炒外汇，也不喜欢房地产。〃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他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选择了程控交换机，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来，再转手倒卖。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在当时，他的月薪只有56元，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个大数。
第57节：英雄末路（5）
这些钱远远不能让他满足，却使他信心大增。他在两年后回到北京，被安排在电子部第六研究所。他早被深圳弄得心猿意马，无法端坐实验室中，只想到市场上去大干一场。这想法与六所所长李曼俊不谋而合。如前所述，李曼俊在〃长城0520〃的开发中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现在又很痛快地借给许瑞洪28万元，让他去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此人从深圳到北京，兜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如今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手上小有积累之后，许瑞洪立即离开李曼俊的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垄断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曼俊那笔钱还清。这李曼俊也非等闲之辈，已经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所以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子原本就是六所的投资。
糟糕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捅破一层窗户纸，那就是，华科公司的资产究竟属于谁？〃我也没有办法啊，〃许瑞洪后来说，〃连我自己都是六所的人。〃像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正站在新世界的入口处，迫不及待地想要闯进去，完全想像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华科〃从此便和政府有了一种扯不清楚的财产关系。这是一粒悲剧的种子，只等时机一到，就要生根发芽。
许瑞洪牢牢控制着自己的生意，令人羡慕。他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社会需求，也让自己势不可挡。全国都在大兴土木，那些建了高楼大厦的人，想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全都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打算自己制造，结果还真的被他干成了。这是1990年。许瑞洪后来一直说，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是〃华科牌程控交换机〃，就是指这件事。
说〃第一〃，也许不算夸大，但若说〃自主开发〃可就有点吹牛。原来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当时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回身跑进清华，领来一堆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块，还管一顿饭。一切就绪之后，就把进口组件搬将进来，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断。这位昔日的教师、今天的老板，利用自己的专业交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个商标，叫〃华科100〃。一个暑假装起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0000元，能卖75000元。连个〃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尽管没有〃生产许可证〃，但是却有政府这棵大树撑着他。六所隶属电子部，而华科隶属六所。这种裙带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政府的技术鉴定会。为了这个鉴定，许瑞洪花了20万元，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他觉得很值。因为他获得了合法生产的资格，还让〃华科〃名扬全国。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说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就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此后三年，许瑞洪大步前进。身边有个联想，曾经做出同样的〃程控交换机〃，却因迟到一步，步步跟不上，很快就被他甩掉了。但是在南方，有个人正盯着他。他叫任正非，是个后起之秀。他领导的华为公司咄咄逼人，正在吞噬长江以南的市场。但它毕竟年轻，又远在天边，没人想到它会取代〃华科〃，占领全中国。
1994年是许瑞洪最风光的一年。公司的销售额已有好几亿元，带来至少6000万元的纯利润。许瑞洪离开了那间小公寓，搬到上地产业基地。新公司占地10000平方米。他给它起个名字叫〃瑞洪大厦〃，把它当做自己事业的里程碑。这座〃碑〃的很多地方是他亲自设计的。楼前有个花坛，坛中有个喷泉，和着曼妙的音乐喷涌而出。前厅硕大无比，四围镶嵌着花岗岩和大理石，光彩夺目。一排宽阔的滚动电梯伸向二楼。他本人在一层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一砖一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他花了1万元买来一把老板椅，花了10万元买来一个大浴缸。他坐在这里指挥公司，运筹帷幄，还接待了至少8个国家的元首。他对那些惊讶不已的外国客人讲述〃华科之路〃，吐沫星子乱飞，当然也不会忘记告诉他们，楼前那个鲜花盛开的庭院是他自己设计、浴室里的那个水龙头是真金镀成。
第58节：英雄末路（6）
所有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公司都是要垮台的，〃华科〃也不例外。如果许瑞洪真是商业世界中一个出色的投机者，那么他早该意识到，缓慢逼近的危险比突发的危机更可怕。可惜他不是，他的沾沾自喜和挥霍无度，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他头上。
事实上他的确是一步一步地跌进深渊里去的。当初他来到上地，用了两个小时就决定买下10000平方米土地，来建造他的〃瑞洪大厦〃。很显然，政府〃开发上地〃的诱惑以及他本人的好大喜功，正在把他引向悬崖边缘。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92年公司5周年生日那天，他大张旗鼓庆祝一番，请一群政府官员来捧场。官员们眼看〃华科〃前途无量，回去以后便发下文件来，把华科改为〃全民所有〃。在中国，政府一向是代表全民来执政的，所谓〃全民所有〃，其实也就〃政府所有〃。对于这样一种变化，许瑞洪非常反感，但也能够接受，他知道程控交换机不是一个普通产品，不是光有钱就能买来的东西，使用者还必须有〃入网许可证〃，而〃许可权〃握在政府手上。所以，拥有一个〃全民所有〃的身份，可以帮助他打败南方那个可怕的对手。1994年，华科完成了〃全民所有化〃的进程。许瑞洪被政府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仿照政府官员的序列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一心做着亦商亦官、〃脚踏两条船〃的好梦，却不料，由于政府力量的深深卷入，很快招致严重的麻烦。
危机首先是经济性质的。大楼的建设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入不敷出。许瑞洪不得不发行2000万元企业债券，然后又用银行贷款偿还债券高息。最不幸的是，他的激情已经不在市场上。就在华为公司把销售收入的60％都拿去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智慧用来设计喷泉花坛，把大笔钱用来营造〃瑞洪大厦〃。那些不以为然的人问起来，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办起来的公司，我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许瑞洪就没有华科。但是当他请胡昭广副市长为他的〃瑞洪大厦〃题匾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这个公司当做自己的了。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已经超越经济本身，成了政治，因为它必定同官员们的〃国有理念〃发生冲突。1995年的最初几个月，这位老板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制定计划的官员总是要他提高销售指标，而他冷着面孔对他们说：〃吹牛也要靠谱。〃双方一言不合，他就命令门卫送客，还说今后没有他的签名不准那位计划处处长进门。当初他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抱住政府这条大腿。现在终于发现，政府已经变成极大的麻烦。政府要他开发一个新技术，他不愿意。政府要他和一个香港公司合作，他又不干。政府不让他和韩国人合作，他却偏偏跑到韩国去谈判。官员们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来清理资产，结果证明〃华科〃一家就占了六所全部资产的68％。这让许瑞洪更加傲慢，以为没他不成。〃你干了30年才占31％点几，〃他对李曼俊说，〃我老许干了不到8年，占了一大半。〃他忘了，他的享有〃正处级待遇〃的总经理位子，是政府给他的，一心想着辛辛苦苦创下一份家当，竟被充公，自己只落得〃一无所有〃。于是，挥霍公款就好像是把被人家抢走的财产再夺回来。那把1万块钱的椅子和10万块钱的浴缸，严格说来，都是源自这种精神状态。
1995年6月1日，在一次事先没有一点征兆的谈话之后，许瑞洪被免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公司的〃拆东墙补西墙〃式的资金链条跟着断裂，经营活动很快停止。表面的辉煌又维持了几个月。冬天到来的时候，全中国都知道它完蛋了。〃瑞洪大厦〃在一次私下的交易中被出卖。新主人把它改名〃彩虹大厦〃。华科则被李曼俊并入六所名下一间名叫华胜的公司，从此销声匿迹。不用说，它不是被技术打败的，不是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的，甚至也不是被资本打败的。它是被中国由来已久的陋习浅见和自以为是的行政力量打败的。
许瑞洪本人回家赋闲，带走了他的轿车和他的公寓。这一年他50岁，觉得自己尚有余力，却又无心回天。偶然路过那个曾经带给他万般荣耀的〃大厦〃，走进去追昔抚今，但见喷泉不再涌水，花坛不再争艳。那间巨大豪华的办公室已被分割成若干方格子，里面坐着一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打开浴室的门朝里面望去，一阵霉味迎面而来，尘土飞扬，废纸、旧书、破桌、乱椅，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掩埋了他的引以为荣的豪华浴缸和镀金水龙头。一切都像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
第59节：英雄末路（7）
华科的变故给了中关村一个明显征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威胁。自从〃电子一条街〃的开拓时代以来，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此前我们曾经提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是政府先于社会而成立。在形成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团体之前，先要形成有效的行政力量，促使人民接受。这一条并不适于80年代的中关村。可是随着90年代政府力量的大规模介入，中关村不再是一块自由主义者的沃土。有一阵子，公司经理们开始怀念胡昭广。这位昔日的试验区主任从来不干涉他们的事。他不仅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且一旦需要，他还会忙不迭地跑来替他们〃擦屁股〃。这情形甚至在中关村引起一个离奇的传说：要是胡昭广不离开，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他们无从想像，一场麻烦正在酝酿之中，而这位胡副市长要为此负很大责任。
当年胡昭广在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和海淀区区长任内，有个重要步骤，就是命令区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试验区的事。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中关村的两种行政力量区政府机关和试验区办公室。正因为胡昭广把所有权力归属试验区，所以连续几任海淀区政府都不能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关村施加影响。一个政府居然不能指挥自己属下一片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土地，这在共产党50年的执政史上前所未有。更加严重的是，当胡昭广1993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立即变本加厉地提出，在整个北京建立起〃一区多园〃的行政构架。他试图取消原有的试验区办公室，另行组建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的管理委员会，统辖海淀园、丰台园和昌平园。这一想法后来被人们恰如其分地概括为〃大管委〃。在基层政府的官员们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大权旁落，而且分明是把自己嘴边的一块肥肉捞到别人碗里，所以立即群起反击。
胡昭广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却无力说服那些下级官员，只好静观事变，任由自己的方案被束之高阁。倒是中央政府显示出更加急切的心情。科技部发布文件催促北京成立〃大管委会〃。这陈希同还没有行动起来，就出了问题。1995年4月27日晚，有关方面来到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政机关大楼里。宣布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问题涉及到陈希同，所以中央已经批准陈希同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陈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副市长，胡昭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把〃大管委〃的事情放下不可啦。
他按下性子，退避三舍。就这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却不料，他在这里隐忍不发，海淀区政府却要反守为攻。
1996年春天，一场面对面的冲突出现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胡副市长成了一群人民代表的攻击目标，攻击的源头来自海淀。吴守伦再次成为攻击者的领袖。他当众指出胡昭广逆改革潮流而动，理由是，整个中国都在下放权力，而这个人却在试图把试验区的领导权力往上收。又指控，胡的行为是一个密谋，因为那份成立〃大管委〃的计划书已经八易其稿，居然还不让海淀区知道。他越说越激烈，把手指向胡昭广：〃你要弄清楚，海淀区这几年除了这个试验区，什么都没有。你要把这个地方拿走，你触犯了海淀的利益，能行吗？〃胡昭广赶紧表白，说他的计划〃不会侵占海淀区的任何利益，只不过是想要更多地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把试验区做得更好〃。但是那些来自海淀的人民代表不由分说，前赴后继，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锋芒很快转向胡昭广本人的德行。有人说他出卖海淀。有人说，他自己也不干净，占着三套住房，白天坐国产车，晚上坐进口车。会场人声鼎沸，气氛紧张。到最后，有人终于喊出〃查他腐败〃。还有人什么都不说，只一个劲儿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胡昭广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他孤立无援，不免义愤填膺，激烈的情绪让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以不当这个副市长〃。李其炎市长也在当场，眼见属下失态，赶紧出来打圆场，叫他不要说气话。胡昭广于是情绪稍定，正色对吴守伦说：〃你也是人大代表，我也是人大代表。我今天坐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不跟你们争。再过几年，我什么官都不是的时候，咱们再坐在这里论个是非。〃
第60节：英雄末路（8）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早已心怀不满的人的争吵，而不是讲理。双方都认定只有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去问一问中关村的企业是怎么想的。吴守伦直截了当，咄咄逼人。胡昭广躲躲闪闪，却又固执己见。吴守伦像是在捍卫自己的家乡父老。胡昭广则极力显示出胸怀大局。很显然，当时大形势中的某些东西让这位副市长感到不安。国家经济已经进入〃快车道〃，全球化的浪潮也在推波助澜。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金净流入国〃。然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似乎比资本的潮流还要汹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科技园抱以同样的热情。在过去5年里，全世界把科技园从400家发展到超过1000家。中国人也是一样，就从1995年夏天开始，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在谈到〃高新技术〃时，已经不是说〃中关村〃，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