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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是一样，就从1995年夏天开始，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在谈到〃高新技术〃时，已经不是说〃中关村〃，而是说〃五十二〃。徐冠华是这样说的，朱丽兰是这样说的，宋健是这样说的，就连李铁映和李岚清也是这样说的。所谓〃五十二〃，是说1991年和1992年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起来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它们全都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此外还有至少80个省部一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呈递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这个〃五十二〃只占全国城市总体规划面积1/50的土地，却聚集着50％的高新技术产业。政府在这一年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2000家，有83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12个月中花了62？35亿元去研究新技术，生产13000种新产品，卖出853亿元的货。事情很明显，中关村不再是科技园区的〃垄断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果不能动员更多的资源、更大的权力，那么它连〃领先者〃的地位也要动摇，而建立〃大管委会〃正是让中关村得到这一切的最好途径。
党的下级官员反对胡昭广的一个原因，是担心海淀区的利益遭到侵蚀。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依据我们国家的既定税制，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所纳税款，均须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其比例依照各自地位强弱，讨价还价，此起彼落。比如海淀区政府一直期望能够得到全部税收的55％，但是多年以来从来没能超过50％。〃比例分成非常重要〃，当过海淀区委书记的沈仁道说。因为按照当时海淀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使政府钱库减少2000万元。他们很自然地担心，一旦胡昭广所谓〃大管委会〃成为现实，区政府所能得到的分税比例将进一步降低。
为了让他们放心，胡昭广反复保证：〃海淀区当初捞多少，以后还是捞多少。〃可是地方官员已经失去对他的信任。多年以后胡昭广倡导的〃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吴守伦也冷静下来，承认胡的想法不是全无道理，自己当初〃有些批评的根据不太充分〃，可是一谈到胡昭广的这个承诺，还是大摇其头，言辞中充满愤怒：
凌志军：胡昭广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并不想把原来属于海淀区的利益拿走。
吴守伦：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凌志军：你说说看。
吴守伦：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你是说土地的权利？土地的批租权？
吴守伦：整个试验区的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原来是属于海淀区的。
吴守伦：对呀！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大管委会一成立，就会把海淀区对土地的批租权拿走了？
吴守伦：不是这么简单。是把海淀区的总的管理权拿走了，让海淀区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这些话清楚地暴露出，官员之间的争吵无论冠以多么堂皇的理由，其焦点无非是两个字：〃权〃和〃钱〃。同时这位人民代表还在无意间指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确切计算出海淀区将会为此付出多少税收的代价，更大的问题是那些伴随着行政权和话语权的无形利益。
某些官员总是自诩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他们不仅拥有私利，而且彼此不能和谐，频起争端。他们总是以为政府行政的最大障碍在于民间，殊不知他们推行自己方针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北京市和海淀区的这场冲突，花费两年时间才算有了结果。在这漫长的争执、拖延和等待中，海淀区的领导者渐由新人替换，吴守伦也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到了1997年，〃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它的倡导者胡昭广也退休了。然而争论还是不能平息，它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涌出，横生事端，令中关村的政府行政秩序充满变数。
第四部分
第61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1）
207第十四章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关村式的广告，反复出现在1996年秋冬的当地报刊上：
中关村铺面招租
四海市场西侧、倚天市场全新装修铺面20间。
每间使用面积12…20平方米不等。
价格低、每月租金2100元起。
付款方式灵活。代办营业执照。
白颐路已经成了京城最热闹的去处，大街上车水马龙，满眼广告招贴，到处风光无限。至少5000商家汇聚此地，个个小打小闹，却能把全中国80％的计算机产品掌握在手里，每天吞进来，吐出去。天南地北的用户全都跑到这里来购货，向他们打探市场动向，学习新知识。越来越少的人说他们是〃骗子〃，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当做启蒙者。我们国家计算机技术的全民扫盲运动，就是借助于中关村的商家完成的。
在〃物质第一主义〃的刺激下，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猛增，但是生产增加更快。20世纪80年代末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在9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造成新一轮市场恐慌，不过，它很快就被货币紧缩政策和急速增长的商品供应打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商业史便掀开了它的重要一页，整个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让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当家作主〃的快感。到了1996年，情势更加明显。官方的统计报告说，有68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又补充道：〃没有不多的〃。想想就在两年前，中国人还在〃紧缺时代〃嗷嗷待哺，现在可真是〃换了人间〃！学者们开始争论是不是〃商品过剩〃，一时没有结论。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市场上的风水转了向，此前是〃买家求卖家〃，此后便是〃卖家求买家〃。
中关村的老一代人正在经历痛苦的脱胎换骨，导致数以百计的公司倒闭，不过，由于更多的新公司诞生，所以企业总数还增加了，经济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指出，1995年，中关村试验区〃技工贸总收入〃和〃上缴税费〃，分别增长41％和56％，总数超过200亿元和7？5亿元。1996年的速度放慢，但是企业总收入仍然增长了29％，上缴的税款也增加了22％……这个全中国最庞大的新技术企业群，把总收入的8％用于研发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我们应当举出，当时全国的这项数字是0？5％……有2897个课题正在研发中；有2056个新产品正在生产中；有71个产品在市场上占有前三位。它为这座城市提供了124835个就业岗位，这数字比5年前增加了8倍。如果没有中关村，那么北京市那一年的失业人口就不是14万人，而是26万人。
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王思红很自豪地宣布，中关村〃已进入'二次创业'的新时期。〃在政府导演下，上地出现第二轮投资高潮。中关村那些早已圈定的土地上，数以千计的原住居民被迁往他乡，小平房、四合院、图书馆、档案室，以及充满温馨记忆的大街小巷，在隆隆机声中消逝。历史被清除了，然后重新开始。白颐路两侧矗立起6幢崭新的大厦，而这不过是一个更大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新兴地区的不确定性，一片广阔的工地，到处都是喧嚣、躁动和欲望。
尽管政府的干预令人不快，但它也有不可替代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你有机会获取官员权力控制下的资源。在政府的帮助下，有273家公司在1996年挤进国家计划，由此得到45380万元长期贷款、110926万元流动资金，还有3090万元财政拨款这是无偿的，还有5000万元税款这是企业上缴之后又被政府送回来的。考虑到整个国家都在紧缩银根，也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关村可真是得天独厚。
中关村从来离不开金钱，这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但是对于那些身无分文只有大脑的人来说，只有中关村才是他们的天堂。没有哪个行业比信息产业更依赖于人的智慧，计算机工程师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容易依靠大脑成功的职业，这就难怪全中国最杰出的人纷纷跑到这里来。
第62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2）
中关村的工程师们在千辛万苦之中度过1995年和1996年。新技术前赴后继。〃软汉字〃取代〃硬汉卡〃，〃字型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各领风骚，〃中文之星〃还是消费者的宝贝，但〃WPS〃才是市场上的新宠儿这是9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的中文编辑软件……方正依靠中文电子排版系统一统天下，也让它自己失去成长的空间，不得不把未来的希望转向〃方正微机〃。〃视窗〃操作系统的汉化曾经吸引了中关村程序员的无限激情和智慧，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为别人做翻译的工作。等到1996年微软发布〃视窗95中文版〃之后，就算你还能委曲求全给人家做〃汉化〃，人家也用不着了。
从大历史的进程来说，信息技术已是潮起又潮落的局面。中文处理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发明出来，此后10年迅速成熟，促使中关村成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产业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浪潮。在这浪潮之巅，我们看到的人物有王选、严援朝、倪光南、王缉志、王永民、王志东、周志农、求伯君、王江民，还有一些稍逊一筹的角色。他们从汉化〃DOS操作系统〃发展而来。他们不是整个产业的先锋，但他们是新技术的缔造者，其创造性的成就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包括汉字编码技术、汉字输入技术、汉字编辑技术、汉字图表技术、汉字照排技术。他们率领整个国家完成了从〃DOS〃向〃视窗〃的转换。假如没有这些人，中国则有可能被20世纪最后20年全世界的〃计算机革命〃甩到外面去，就向它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曾经面临的处境一样。
然而到了1996年，第一次技术浪潮已经过去，第一代商业天才和程序英雄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文处理平台的创造性过程已经结束，可是新的技术领域却还没有开拓出来，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遥不可及。
迄今为止，个人奋斗一直都是这一代程序员的一大特色。他们没有系统的专业背景，没有团队，没有资金，没有世界市场的信息总汇，完全依靠天赋、激情和最简单的设备，写下中国计算机早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刘韧说：〃中国软件业因他们而精彩。〃这是恰如其分的，但也只能用来概括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比他们更老的一代人已经失去灵感，行将就木；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还在海外求学，没成气候。从1996年开始，情况不同了，这些人中开始流传〃英雄气短，美人迟暮〃说法。那些具有个人传奇色彩软件工程师们，不是壮烈牺牲，就是枉自落寞。
有周志农，他和他的〃自然码汉字输入法〃，好多年来都很吃香，拥有几百万使用者。可是此人一直欲哭无泪，因为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诉讼中。1996年他什么也没干，把全部心思都用来向他的前雇主索回〃自然码发明权〃。这场官司纠缠4年之久，后来双方终于和解，可惜两败俱伤。〃自然码〃不能振作，周志农不再年轻，他把剩下来的激情为自己举办了一场婚礼，就从中关村消失了。
有史玉柱，这一年他被自己那座最辉煌的〃丰碑〃搞得焦头烂额。那〃丰碑〃又叫〃巨人大厦〃，矗立在珠海的一片荒地上。他原本想盖38层，后来加到70层，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显示他的〃巨人风范〃。可是从一开始便资金告急，无论他怎样煞费苦心，窟窿越来越大。大厦兴建三年，只盖起来三层，终于停工。他的〃巨人集团〃也就跟着垮台了。公司是5年前成立的，依靠〃M6401〃一举成名。这是一款桌面中文电脑软件。当年他一头钻在安徽合肥自己家中写出程序，又跑到中关村来推销，一发不可收，赚得财源滚滚。于是转而去做保健药，一下子做出12种，又花1亿元做广告，弄得全国人人知道，以为他是常胜英雄，做什么成什么，直到他〃巨人大厦〃轰然垮下。
有吴晓军，他现在〃沉默寡言〃，即使和朋友相聚也很少说话。只有他的老用户找上门来时，才会兴奋起来。这些老朋友告诉他仍在使用〃2？13汉卡〃。那是他的成名之作，曾经给他带来荣誉和金钱。他的另外一个产品亚伟中文速录机，名气没有那么大，但却创造了〃汉语同声录入〃的新纪录每秒钟4个汉字。这个纪录后来一直没被打破，所以这款机器直到今天还是速记员们的宠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助他度过难关。他一无所有，债台高筑。到了1996年9月，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晓军电脑〃也不再属于他了。科利华公司在帮他偿还一大笔债务之后，拥有了他的公司。
第63节：三次浪潮，潮起潮落（3）
科利华以开发教育软件著称，不仅红遍中关村，还搅动全中国。一个名叫宋朝弟的黑龙江人，手拿600元，在清华大学院墙外面的两间民房里开创这家公司。他用两年写出一套软件，取个名字叫〃校长办公系统〃，到处兜售，每套一万八，居然卖出去500套，就这么开始了他的短暂的辉煌时代。
还有简晶，一个具有游侠性情的程序员，喜欢独自在家编写程序。做了两年希望电脑公司软件部的副总工程师，也离开了。除了参加朋友婚礼这样的事，他很少出门。兴之所至，他漫无目的地做些东西，有一回把一个名叫〃中国龙〃的软件改为〃龙梦2000〃，放在BBS上。不为名利，只为好玩儿。还有朱崇君，据说他是依靠写程序让自己发财的少数几人中的一个。可惜的是，给他带来财富的那套软件CCED，被市场淘汰了。还有鲍岳桥，已经对自己服务的希望电脑公司感到绝望。了解他的朋友都说〃他什么都没得到〃，〃显得很迷茫〃，唯一自信的是自己还有编程能力。还有雷军，此时正处在〃金山盘古〃彻底失败的绝望中，一个人躲在家里休假。还有周奕，他把自己编写的一个刻录CD盘的小软件卖给了美国人，当场得到5万美元。还有洪以容，据说是〃网络蚂蚁〃的作者，能为自己的软件拉广告。还有张小龙，关于此人的最激动人心的故事，就是他把自己的〃Foxmall〃以1200万元的价格卖给〃博大〃。刘韧在他的脍炙人口的《知识英雄》一书中为我们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他们都是单打独斗，作者据此认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只是有了新的规则。〃可惜的是，只不过在5年之内，这些人便销声匿迹，看来〃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还是过去了。
也许求伯君是个唯一的例外。这一年他的〃WPS〃拥有至少2000万用户，可以说是中国软件历史上的最辉煌的里程碑。他对未来信心百倍，而他的软件的确寿命更长。他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把自己的北京金山软件公司放在微软中国公司的旁边，以便瞄准微软的〃Word〃取而代之。1997年他雄心勃勃地发布〃WPS97〃，以后还有〃WPS2000〃，都是对着〃Word〃去的。不幸的是，他的嗓门越大，销量越小。有人声称：〃WPS原来的每一个功能键都是财富。〃另一个人反问道：〃没错，可那又有什么用呢？〃第三个人解释说：〃该他倒霉，和微软活在同一年代。〃
微软是1992年进入中国大陆的，但是直到1996年〃视窗95中文版〃的发布，才算真正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许多想要与微软一争高下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后来不是销声匿迹，就是避其锋芒转做其他，只有一个人，王江民，走在另外一条路上。这个外省人在1996年9月15日来到中关村，很快成了白颐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无数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开来，其中一个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确凿无疑。这个故事说，此人走进中关村时口袋里揣着一套软件，只用7天便赚了150万元。
王江民就算不是第一个对〃计算机病毒〃发起挑战的人，也是〃杀毒软件〃事业的最重要的开拓者。〃KV〃这个名字自它出现以来，一直是杀毒软件市场上的脍炙人口的传奇。它是王江民用〃杀死病毒〃的两个英文单词字头组合而成。他的第一个程序叫做〃KV1〃，意思是只能杀死一种病毒，此后他就根据扑杀病毒的种数来改变后面的数字，比如〃KV6〃，〃KV8〃、〃KV12〃、〃KV18〃。直到2002年他的〃江民杀毒王系列〃，已是〃KV3000〃。
为了让〃KV〃走出实验室，成为一个〃生意〃，王江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单打独斗，并不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于是辞职离乡，来到中关村。这是1996年9月，他45岁，建立起自己的公司，把一款新的〃KV〃拿出来叫卖。最初他希望转让这一技术以便一劳永逸。尽管开价不高，只有2万元，但是没人肯付这笔钱。这件事也证明，中关村的创业者们有时对于一项大有市场前途的产品也会麻木不仁。在那些拒绝购买这项技术的公司中，有一家名叫希望公司。多年以后，〃KV〃席卷中国，又能不断换代，卖了再卖。这让希望公司当年主持这项谈判的副总经理宋明华懊悔不已，感叹希望竟让一个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