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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官僚彼此间的冲突，发展自己的势力，决不可发生什么幻想”，他指出目前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是“争自由”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 一、由这个运动发展职工运动的势力因而统一职工运动，以至于由运动而能实际保卫职工运动不受摧残。二、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并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罚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
张国焘在文中提出两个很值得研究的观点：
第一，国民革命运动和职工运动可以互相促进。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国民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运动所奋斗的目标——自由和独立，就是劳动运动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现象中，职工运动如何去加厚国民革命运动势力，如何使国民革命运动助工人阶级争取目前利益和自由，这也是职工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这表明，张国焘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有了提高，改变了排斥的态度。
第二，工人运动亦可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在坚持“不妥协”斗争的条件下，可以采取“软的方法”，尤其在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他说，“二七”之后，有些工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退守时期中，能用种种外交的方法和别种巧的方法，对抗敌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并保持工会的安全。因为敌人是奸滑险毒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对付工人，当然工人也要用种种有效的方法对付他们。但是不可忘了阶级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争斗，真实的胜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协的争斗——才能得到的。这种把两种斗争方式结合运用的思想，在中国职工运动中还是首次正式提出并作为职工运动的指导思想。
利用敌人，采取软的方法，这种斗争方式并不是张国焘的发明，还在“二七”惨案之前，北京党组织就曾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口号，发展了京汉铁路工会运动。但张国焘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提出在适当应用“软”的方法时，不要忘记“硬”的方法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指导思想在职工运动的发展阶段无疑是正确的。
同一期上，张国焘还发表了《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始末》和《海员的新斗争》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公布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铁路总工会追悼“二七”殉难烈士词》。后一篇文章分析了引起海员新斗争的原因是船东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破坏1922年与海员所签署的三项条件，致使工人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张国焘认为，船东和港英政府不得不签订条约是因为他们屈服于海员们的伟大奋斗力之下，他们敢于破坏条约是因为海员们团结松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要使他们履行条约，须首先将全体海员，无分广东籍、宁波籍，团结如铁桶一般坚固；因为坚固的团体是迫着敌人履行条约的惟一工具。
在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中，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安源罢工中誉满湖南的李立三、刘少奇；北方工运指导者及前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武汉工运的负责人项英、林育南；浦口铁路工会领袖王荷波及享誉上海的工运领导人、刚出狱不久的李启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迅速到来。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整个广州城处于涌动和沸腾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张国焘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共30多个，其中以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组织全国总工会决议案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最受重视。
会议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有了明确认识。在《政治斗争决议案》中指出：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中，正确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阶级要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大会对工人组织的纪律和教育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驻地广州。由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任副委员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及秘书长，孙云鹏任经济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为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做好了准备。5月8日，会议胜利闭幕。张国焘因需指导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暂时留在了广州。
5月，张国焘在《中国工人》第5期发表了《“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一文。文章指出： 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日，中国工人不仅要争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争自由。因为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争得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全国工人的第二生命。他提出争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是中国工人目前最需要的解放，而奋斗是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的惟一方法，奋斗也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中外资产阶级和解放工人阶级的惟一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张国焘将在《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中提出的“争自由运动”进一步阐释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号召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么争取自由权则是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利益而斗争。将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就是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对于促使工人运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斗争的标志。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持工人罢工。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决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但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镇压，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活动；还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于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来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组成讲演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又出动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开，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巡捕开枪打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十余人，逮捕40多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国焘正是在这一天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张国焘作为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更是四处忙碌，多方接洽。
五卅运动期间，张国焘在《新青年》第2号发表了《“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文章分三部分：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二、“二七”大罢工始末；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回顾了几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总结了经验及其教训；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研究“二七”前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史料。但它的缺陷在于着重叙述了铁路工人运动方面的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工运谈得较少。
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大会
五卅反帝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引向深入。它与省港大罢工一起，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的一个可贵成果是将武装问题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五卅惨案的发生，工人运动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口号和“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政府军”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也从中国发展变化的形势中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在中国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一向很重视。从1924年以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武器弹药，都给了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或者是北方的冯玉祥，其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转变成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根本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开始将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武装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到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详细内容见《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42页。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做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草案》还对如何积蓄自己力量和瓦解敌对力量作出了详细指示。对于组建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军事部以及各军事部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职能也提出了要求。详细内容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64页。
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但这时五卅运动已走向低潮，上海总商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6月26日宣布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后，统一战线破裂，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迫害面前，工人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中共中央只得采取有组织的复工措施。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开始复工。五卅运动遭到挫折。
尽管如此，在9月28日至10月2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这一点还是极为重视的。会议指出，在“五卅”血腥惨案中，我们丧失了许多勇敢的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从来没有的革命心理。“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成立“十人队”、“百人队”，以武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抵抗敌人的袭击。为了加强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
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部长。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建立各地军事部。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部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
分配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 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军事部向会议作了报告，其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在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中，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是： 一、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三、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军事部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右倾思想开始在党内日益抬头，使军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工作也未积极地和切实地加以实施。
十八 执行妥协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