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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的不满，张国焘对瞿秋白迎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做法也甚为反感。
张国焘回忆说，瞿秋白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经过与鲍罗廷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4页。
我们无法确定张国焘对此事的回忆是否有误，但瞿秋白很快得到罗明纳兹的赏识却是事实。当张国焘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去了南昌之后，瞿秋白实际上便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八七”紧急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主持下开得颇为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共产国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领导层的决心。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的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党内，为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开了中共对犯错误的同志在组织上进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河。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发给他让他阅读，用张国焘的话说，他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随着陈独秀、彭述之的停职，原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张国焘无形中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从罗明纳兹到中国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他对罗明纳兹的意见不能苟同，还有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错误和为陈独秀鸣不平的要求，这自然为瞿秋白和罗明纳兹所不悦。
到上海后，张国焘对于党内正在增长着的“左”的错误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担心再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张国焘这种担心或者说投机心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他已经从“八七”会议的文件中看到了惩办主义的苗头。这一点当时中共党内其他人也有感触，周恩来就认为： “‘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不仅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且还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八七”会议兴起的惩办主义之风，使自以为是的张国焘也心有惧意。还在刚到汕头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报告： “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也许张国焘认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处分，一方面对现中央领导的工作保持缄默，就会侥幸免受处分。但他估计错了。
11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通讯》第7期看到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一个信号，如果不予理睬，定会使他陷入困境。于是，11月8日，他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希图澄清自己。
张国焘为什么对张太雷的报告如此敏感呢？
原来，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说：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页。
张国焘深知，如果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张太雷的建议，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所以，他才决定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护。
张国焘在信中首先说明张太雷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后详细叙述了南昌起义前的7月26日会议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对于他是不是“假传圣旨”，他这样写道： 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纳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 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从会议讨论的情况分析，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 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他奉命到南昌后，就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尽管后来他还是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始终认为对于暴动应取慎重的态度，不应过早和张发奎分化。在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是假传圣旨，他写道： “若说我是假传圣旨，我是心不服的。”《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无论张国焘怎样为自己辩护，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来看，中央并未相信他在信中所陈述的事实。
在这次标志着中共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形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会议对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及有关省委负责人以政治纪律处分。张国焘自然不能幸免。
十一月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处分决定是：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中央复张国焘信，内容是：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 ——国际电报说：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 “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和复张国焘的信，并未使他心悦诚服。他反而一改刚回到上海时畏首畏尾的做法，对中央的政策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态度。
针对瞿秋白提出的“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说法，张国焘公开说： “革命高涨已过，现在是斗争剧烈的时期，革命潮流是停滞（停滞决非停止的意义）状态”。现在是转变关头，在此关头，“斗争甚为激烈，革命潮流是向上涨或向下降还不能断定”。他批评中央对形势估量的错误所造成的现状是使“党与群众脱离，我们的党员是脱离群众而牺牲”。
当罗明纳兹和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暴动、暴动、再暴动时，张国焘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 （1）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应忽视，统治阶级虽不能稳定，但群众有组织的力量太少，党的力量也薄弱，没重点注意领导群众争斗，以训练组织群众；（2）要有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须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础。
在各地因盲目暴动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况下，张国焘指责中央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针对中央的一些强制命令暴动的做法，张国焘说： 自发的暴动，我们是应该去领导的。但是，不可勉强强制暴动，假使这样，就会变成盲动。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没有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反使得他与中央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自己也认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3页。同样，张国焘对中央的所有意见和批评，也都被当做机会主义的见解而遭到拒绝。
这种状况使张国焘觉得在政治上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竟使他产生了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这个意图是他与陈独秀谈话时流露出来的。
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纳兹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三月初……陈先生向我表示： 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页。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首脑打出旗帜，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但当陈独秀表示要慎重，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时，张国焘则认为陈独秀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张国焘另组工农党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这种想法却十分清楚地表明： 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就会背离中共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和他自视势单力孤，没有将这种意图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当他人强马壮时，就毅然决然地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这一切都表明，在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摆正。
二 争论于中共六大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因此产生了混乱。一些人面对异常艰难的革命局面，表现出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翻开当时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人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在各种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员的人数一时由近6万人减为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内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和急躁冒险的盲动主义错误，进一步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系统地研究党面临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将革命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春开始，各地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赴苏。鉴于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但是，陈独秀却拒绝参加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罗亦农等人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说动他。
陈独秀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党内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的话，那么，张国焘就是第二责任人。所以，当张国焘接到参加中共六大的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自己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到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当的。邓中夏也热心地劝说张国焘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作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指派张国焘在哈尔滨接应途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 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就这样，张国焘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顺利过境后，才最后离开哈尔滨。唐韵超：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既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视。为了给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于6月12日前后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现在不是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而是低潮时期。斯大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确定党的任务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定了调子。
当时，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思想极不统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责任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出席者是： 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夏曦、蔡和森、何资深、项英、李立三、黄平、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向忠发、张昆弟、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王仲一、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共21人。“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会上，布哈林要求大家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