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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领导人在申明书中对张国焘及中央分局的反驳和毫不客气的批评，引起了张国焘极大的反感。他认为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来的一个“哀的美敦书”，夸大了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当然是张国焘无法容忍的。于是，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 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因此，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之后，陈昌浩乘鄂豫皖红军仅有的一架“列宁号”飞机赶往红四军军部。陈昌浩在飞机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红四军正在向皖西方向运动，但是，无论“列宁号”怎样往返搜索，也无法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场地。由于飞机油料行将告罄，不得不返回新集。第二天，陈昌浩再乘飞机向皖西方向飞去，还是无法找到可以着陆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这样，陈昌浩只得放弃了乘飞机赴红四军的企图，于当天带着三名随员，骑马向皖西进发。他们日夜兼程，行程数百里，终于在安徽六安县的麻埠赶上了红四军的队伍。
陈昌浩乘坐的“列宁”号飞机，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陈昌浩一到，即召开红四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中央分局这样匆忙和武断的决定，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徐向前回忆说： “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决议将中央分局与红四军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路线分歧的高度，认为： 中央分局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由于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所以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由于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分配土地完全是地主富农路线；由于混进了“改组派”，才使反动派钻入红军来破坏军队。而这一切都应由政治委员曾中生负主要责任。
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生深为不满的一点，是曾中生将四军与中央分局对军事行动方向的不同意见写信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在事前事后都未向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说明。所以，决议明确指出： 曾中生“虽然在中央分局面前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可是后来又知道四军在反抗中央分局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写了一个信，把斗争的情绪告诉中央，而中生同志对于中央分局却是把这些事实瞒起不说的。中央分局认为四军有权可以写信给中央，但是必须使中央分局知道。现在中生同志有瞒起这事不说的事，可见中生同志在承认自己的错误上是不诚实的，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一齐说出来。中生同志承认了他在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而不曾承认他在这次争论中煽动的主动作用与小组织的企图。这次中央分局不得不重新单独考察中生同志错误的问题”。决议历数了曾中生的所谓“错误”，宣布： “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委员陈昌浩作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6页。
可见，中央分局对曾中生的批评和处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造成的。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并非起于东进南下之争，而是由来已久。据张国焘说，他初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曾经提出鄂豫皖根据地要立即解决几个问题： 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要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价，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银行，发行苏区纸币；健全土地政策和苏维埃制度以及党的组织等。但“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 ‘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张国焘十分敏感地认识到：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页。
由于这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虽然曾中生表示接受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批评，张国焘仍未消除戒心。扩大会议后，鄂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有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张国焘将这些言论称之为“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实质上是表示对曾中生的不满。不料在东进南下之争发生后，又发生了曾中生主持召开鸡鸣河红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并通过了批驳中央分局的“申明书”事件，这更增加了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
如果说此前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的分歧尚在根据地高级干部的小范围之间争论，影响还没有扩散，对张国焘的威信并没有多大伤害的话，那么，在鸡鸣河会议之后却大不一样了。鸡鸣河会议不仅将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而且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中央分局、张国焘的行为。这对于领袖欲很强的张国焘来说，已经不是挑战，而是对他的直接冒犯。张国焘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他的威信将会扫地，难以实施他在根据地党政军内的权威和影响。为此，张国焘不顾身染重疴，在病榻上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以求采取非常措施制止这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的公开和明朗化。
毋庸讳言，张国焘这次如愿以偿。他不仅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打击了曾中生为代表的反对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势力，而且剪除了他在根据地建立个人家长统治的障碍，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徐向前后来说： “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曾中生从此厄运连连。先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离部队接受考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被张国焘罗织了“五大罪状”，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并被强迫写“自首书”。1935年8月，被张国焘指使人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八 制定肃反政策
“东进南下之争”以撤去曾中生的红四军领导人职务而告结束。这个结果对曾中生来说虽很不公正，但如就此打住，那么对于红四军来说则也无伤大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对曾中生的处分，才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红四军与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东进南下问题上的争论，竟然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白雀园“大肃反”。几十年后，徐向前回顾说：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这是因为红四军改变军事行动方向，南下蕲黄广一事，与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搅在了一起，使得张国焘坚信鄂豫皖根据地确实存在有“一极大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已经混进了根据地的党、政、军等各级组织中，只有采取“大肃反”的形式，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
与打击和镇压公开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不同，肃反是在社会上、革命阵营内以及党内、红军内部寻找、发现、揭露和制裁那些貌似同志、朋友和革命者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因此，肃反工作要求必须严肃、细心、认真，不能有丝毫的轻率和大意。由于这项工作是件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加之对敌斗争尖锐、激烈，因此不可能像镇反那样粗线条地进行，尤其是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更要慎重，否则，极易搞错，伤害同志，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然而，恰是在这个十分必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在指导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而中国党的反右倾却联系到十分广泛的党内斗争，不仅涉及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也涉及到了党外、革命队伍之外。而且，把右倾同调和派、改良主义、取消派、改组派、第三党等等方方面面都联系了起来，加之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处于激烈的异常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各苏维埃区域、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犯了扩大化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同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应该说明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和离开鄂豫皖之后，都曾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减轻张国焘的罪恶，而是为了说明“左”倾肃反政策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张国焘也应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张国焘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肃反，并非始于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后。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他刚到鄂豫皖时，就对当时的敌情作了严重估计，并开始对肃反工作进行准备。只是当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产生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又“几乎”为“敌人”所利用时，张国焘更加坚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
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就给中央写了《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这就是后来被不少人称之为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全盘否定的证据之一。实事求是地说，这份报告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例如，报告中提到： “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都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这与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反富农反到中农，对改组派只靠屠杀”、“过去的征发弄坏了不少事情”等说法并无二致；同时也印证了徐向前所说的：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平汉路，闯进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再如，张国焘在报告中谈到根据地土地分配中的一些问题时写道： “分配土地时是只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cp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最好办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页。这与曾中生报告中所讲的“苏维埃分子要分好地的恶现象”，“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农民的生产与收获减少了”，“木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人种”，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我们要说的，主要是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内反革命势力的估计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还说： “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0、280页。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的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泽民，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人，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